■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相比于“贪官”的作为，“庸官”的“不作为”在官场中似乎有某种“次道德”意味和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在浙江，这种“合法性”将走向终结。浙江省最近出台了一项旨在问责庸官的问责办法，今后全省各级党委、人大、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及其所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如果有影响机关工作效能的行为——上网聊天、炒股、擅离岗位、办事拖拉、浮躁焕散、无所作为等，便有可能从效能、纪律和法律三方面被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调离岗位、降职和辞退等(12月11日《青年时报》)。
看到这个问责办法，很多人的思考会停留在“此举可提高机关工作效能”这一层次上——笔者以为，为“问责庸官”创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深入地看，“治庸”是制度反腐的一条新思路，这表明，我们的反腐理性已经从当年的“高薪养廉”成熟和进化到当下的“勤政促廉”。
虽然由于话语权优势，“高薪养廉”仍时常被提起，但反腐实践似乎早已宣告了这一路径的破产：“高薪”不但没有养好廉，反而让当官成为一种世俗化的高收入职业，引得越来越多的“思想不纯者”和“无公共能力者”挤进官场，政治道德日益滑坡——而从“高薪”到“勤政”的制度安排，则能在促进廉洁上有所作为。
先来看，“问责庸官”的勤政安排可以通过加大为官风险从源头上将部分“当官纯粹企图谋私者”挤出官场，这是一种“挤出效应”。当下为什么那么多人拥挤着想进官场，是想谋个一官半职从而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吗？绝对不是，不少人当官就想图个稳定的职业、体面的身份、轻松的工作和高福利，还有很多人就是心怀鬼胎想进官场捞一笔——恶花如何能结出善果？无疑，当下官场中的腐败与这种源头上的“当官动机不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些“不纯的当官动机”又依附于什么呢？是“容忍庸官”的制度背景下民间“当官太容易”的共识：当官的风险如此之小，收益又大，就很少有人会拷问自身当官的目的和能力。而“问责庸官”的勤政安排则为官场设置了一道过滤程序：为什么要进官场，进官场准备做什么。
再来看，“问责庸官”的制度设计可促使官员疲于勤政，而无暇偷腥，这是一种“占满效应”。所谓饱暖思淫欲，慵懒而无所事事的机关作风也容易滋长贪欲。在“问责庸官”之下，官员常常疲于应对监察部门的效能考核，疲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问责恐惧，心中被勤政占满，少有时间和机会腐败。而在无所事事和拖拉的慵懒环境中，没事煲电话粥，没事出去吃喝玩乐，没事打麻将赌博，腐败常常是从这些事情开始。
勤政还可以塑造官员理性的政治成就感，从而压住“从金钱和女色中得到快感”的畸形成就观，这是一种“取代效应”。勤政为民了，总会有政治成绩，总会获得老百姓的拥戴和官僚制奖赏的，这种政治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虽然勤政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住腐败，反腐还得从权力监督上入手，但我们要记住：不光是缺乏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缺乏压力的权力也必然走向腐败——而“问责庸官”的勤政安排，正是为了对权力形成压力，进而导向廉洁。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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