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远举报高勇立功
2004年12月8日，当法官在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宣布“被告人刘志远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时，曾在资本市场名噪一时的刘志远不仅翻开了自己人生的另一页，可能也将改变高勇的人生。
此前的11月19日，刘志远与世纪兴业的辩护人已经在法庭上与检控方进行了辩论，最终虽未扭转乾坤，但刘志远的辩护人王振勇律师提出，“刘志远在羁押期间检举了高勇索贿的犯罪行为，应当依法减轻处罚。”
12月12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该案的主审法官周鲁夫在电话中表示，在量刑时已经考虑了刘志远检举他人的立功情况，“具体内容在判决书里有”。
法院判决书显示，“鉴于刘志远在羁押期间，检举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属重大立功表现”，因此“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判决书中提及的“他人”，即是时任成都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高勇。
高勇，1999年至2002年先后担任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兼证监会成都稽查局副局长。2002年6月调任成都市委常委。
据贵阳当地媒体报道，遵义市检察院逮捕刘志远后，刘志远向办案机关提出要面见中纪委领导。获准后，刘志远向中纪委领导当面举报，高勇在担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期间曾向他索贿120万元。
2004年7月底，由于刘志远的举报，使纪检部门很快掌握了高勇经济问题的相关证据，因此，高勇并没有经过政府官员落马一般要经过的“双规”阶段，而是直接被逮捕。
据说，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高勇家进行突然搜查时，共搜出现金、有价证券高达上千万元。
2004年8月4日，四川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昌斌，在成都市人大常委会举行的第18次主任会议上，做了关于对市人大代表高勇涉嫌受贿案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该次会议许可四川省检察院对高勇采取强制措施。
12月14日，四川省检察院反贪局综合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高勇案还未起诉。“有关他的情况仍在调查之中，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不能对外披露”。
130万元的交易
2000年1月，刘志远旗下的北京世纪兴业投资有限公司终于以每股2．41元的价格，从世纪中天(000540)（000540．ＳＺ）第一大股东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受让3300万股，以持股33．65％的比例成为了第一大股东。
当然，刘志远的“代价”是花500万元，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儿媳易阳帮忙斡旋近1年后，才获得了入主世纪中天的“入场券”。
此后，刘志远继续依靠易阳和刘方仁这棵大树，通过他们的关系，先后在贵州各大银行贷款高达4．5亿，陆续开发了贵阳中天广场、中天花园、中天宅吉大厦、中天星园等小区和楼盘，成了贵州省首屈一指的房地产企业。
同时，通过易阳，刘志远结识了时任证监会贵阳特派办主任的高勇。
2000年11月，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高勇调到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公室任党委书记、主任。
时年35岁的高勇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之前在凉山州担任了三年的副州长，颇有政绩，被政界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
易阳1992年毕业于西南财大，此后在职攻读了金融研究生。因此，高勇和易阳两人是西南财大的校友。
高勇来到贵阳上任后，易阳趁机给高勇介绍了贵州的形象企业——世纪中天。对于易阳和刘方仁格外重视的企业，他也不敢怠慢，因此，他上任后第一个考察、调研的企业就是刘志远的世纪中天。
刘志远深知要在股市上创造神话，没有高勇这个特派办主任的帮忙是行不通的。于是每次宴请高勇时，他都忘不了请易阳作陪。
据说，有一次，高勇主持下的贵阳特派办完成对世纪中天拟购入资产评估报告的审核后，刘志远对报告的数据不满意，他要求高勇按他的要求修改数据，高勇见他的要求与实际相差太远，犹豫着不敢答应。
他再次找到易阳，易阳笑道：“在贵阳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我可以帮你办到，但是你也知道该怎么办啊。”
在高勇面前易阳祭出杀手锏，“老爷子很看重你，年轻有为，他老人家还准备向上级举荐你呢。世纪中天是老爷子在贵州树立的一面旗帜，帮刘志远的忙就相当于帮老爷子的忙啦。”于是世纪中天年报的天文数字亦就此出笼。
公开资料显示，仅用一年多时间，世纪中天就完成了“从草鸡到凤凰”的蜕变。1999年，世纪中天每股收益为0．29元，2000年增长到1．19元，当年世纪中天各项指标在全国同类房地产企业中排名第一，且2000年实现税后净利润22947．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高达693％。
创造神奇业绩的魔方是，在世纪兴业的主导下，世纪中天投资入股清华紫光(000938)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和亚太东方通信网络有限公司，又在当年高价转让了这两块股权。
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世纪中天投资入股这两家公司时打着“以最快速度介入高科技投资领域”的旗号，其实公司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而迅速卖出股权取得高收益，只是为配合股市庄家进行的数字游戏罢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纪中天二级市场股价亦从1999年10月份的12元左右启动，暴涨到2000年末的70元附近。2002年6月24日，世纪中天的复权价达到历史最高价81．35元。直至2003年4月，世纪中天股价崩溃，连续12个跌停板。
尽管目前不知道刘志远及其旗下公司在二级市场获利的具体金额，但刘志远确实给高勇送了一份130万元的厚礼——这最终成为高勇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2002年6月，高勇调任成都市委常委，分管金融工作。其时贵州政坛的腐败网已经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此前的4月16日，引爆刘方仁、刘志远、易阳以及高勇串案的“导火索”——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被抓获并引渡回国，5月9日正式逮捕。而2002年国庆之后，刘方仁在北京开会时亦被中纪委“双规”。
2003年3月26日，刘志远落网，5月15日，刘方仁被宣布逮捕。此后，远在成都并已经升任成都市委常委兼成都市委宣传部长的高勇开始坐立不安，不断给易阳打来电话探听消息。
易阳本人已经感到自身难保，“老爷子也进去了，你好自为之吧，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首位地方证监诸侯落马
在某省证监局兼任纪委书记的一位副局长印象中，高勇应该是证券监管体制改革后第一位落马干部。
一直在证监系统工作的一位人士介绍，1998年年前，全国各地的证券监管工作分散在地方政府，有的省由单独的证券管理办公室负责，有的与省市体改委合署办公。
1998年底至1999年7月，中国证监会在天津、沈阳等中心城市设立九个证券监管办公室，下辖25个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在北京、重庆两个直辖市设立直属证券监管办事处。这一事件标志着全国集中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初步形成。
斯时，经济学科班出身拥有博士学历的高勇进入了证监系统的视线。
1999年，高勇被从凉州副州长任上调至证监会成都证管办任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一年多后，高勇升任贵阳特派办主任，成为证监会在各地屈指可数的“封疆大吏”之一。
上述副局长介绍，特派办在上市公司监管方面，按照制度，首先必须是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出具意见，然后是处长，最后才是主管局长、副局长。而且，派出机构对上市公司重组、再融资等方面出具的评审报告只是初步意见，报送证监会作为参考，“会里还有一套审核程序。”
“作为证监会派出机构人员，如果要寻租腐败，在制度上应该没有多大空间。”但制度再完善，总会有人以身试法，这并不奇怪。他认为，高勇的事发，应该讲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品质和政治素质。
贵阳证监局一位人士亦透露，高勇的特点是独来独往。“他不像有的领导一样，有事情会与下属商量、通气。”
而且，对于派出机构一把手，监管的链条似乎过长。
据上述人士介绍，1998年证券监管体制改革以来，各特派办尽管名义上属所在“大区”证管办辖区，但实质上，无论是特派办的业务还是党风廉政，大区证管办很少管。特派办事实上都是直接对证监会及其党委负责。
2003年，各地证监机构统一挂牌成立“证监局”，各省证监局直接对证监会负责亦名正言顺。
对于派出机构一把手的监管，一是纪委系统，二是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度，当然也有上级党委——证监会的监管。事实上，在证监会有一个专门的派出机构协调处，负责派出机构的协调管理。
上述证监局副局长指出，应该说证监会系统近一两年来在党风廉政方面抓得很紧。
举例来说，证监会派出机构有个“一岗双责”制度，各部门负责人除了业务方面外，还肩负党风廉政的责任。“如果我负责的处长出了事，我是要负责任的。”
“高勇出事毕竟只是个案，而且并不可怕。”该证监局副局长认为，“关键是发现问题要查处，不能包庇。此外，就是要加强制度的完善和透明，加强派出机构党委内的民主集中制度。” （《贵阳晚报》遵义记者站黄黔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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