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民，一个曾感动中国的名字，一个人民心目中的好官。2002年，这位为民书记离开了我们，2004年，一部再现郑培民感人故事的主旋律故事影片《郑培民》在全国各地院线陆续上映，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被列为我国第四代导演的郑洞天。
董倩：我们看这个郑培民，这个人物本身就因为他这个动人的事迹，打动了很多人，所以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2年度的感动中国的人物，那么您拍这部电影，您说也感动了很多人，那我在想这个问题，是郑培民这个人他做的事情感动了这些观众，还是说因为您拍的这部电影拍得很感人，所以感动了观众，这是不是一回事？
郑洞天：对，我觉得是一回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种扮演，扮演是有一些再创造的，有一些我们的理解融进去的，那么它同样能感动他，就说明我们这些理解对，或者说我们是符合真实的郑培民，我觉得拍这个电影的人，必须是想做郑培民那样的人的人才能拍。
董倩：也就是说，您潜意识里面想成为郑培民那样的人？
郑洞天：当然岗位不一样，工作性质不一样，就是说一个创作者和你剧中的人，特别是主人公的精神一定是要沟通的，我记得我在一开拍前，我反复看了你做的那期新闻调查，我后来每一次讲郑培民，我都讲那个故事，一个残疾人老板，他十几年前从湘西到长沙来回，每一次中午打尖，都在那家小饭馆吃饭，然后，我记得你当时就问他说，那么是你做的饭菜好吃吗，那个老板说不是，那是你这个小店在附近这一溜、一条街上都是饭馆是最干净，他说也不是，那是他每次要给你钱，多给你饭钱要资助你，那个老板说也不是，后来你就问他，那么你觉得为什么郑书记非要在你这儿吃饭，那个老板后来说，我也很长时间不明白，但是他死了两年，我现在才想起来了，死了一年，他是让我感觉到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有自立的，能活下去，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那个节目最感动我的东西，我找到了这部影片的一个核，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高尚的人可以用自己的精神，去点燃别人的心灵之火，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郑培民精神里最重要的。
正是他找到这样一个内核，所以郑洞天在他的影片中设计了很多感人的细节，比如有一场戏是郑培民在一个城门洞里给老伴买鞋的情景，简单的对白，朴实的动作，将一个省委书记的平民形象跃然于影片之中。
董倩：像郑培民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塑造成电影之后，您对他的预期是什么？
郑洞天：我记得当年，我刚开始搞电影的时候，谢晋导演说过，就是一部他引用席勒的一句话，就是德国的那个伟大的文艺家、理论家、戏剧家，他说，一部最好的戏剧，所获得的不一定是闭幕后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闭幕后的剧场的静默几分钟后，观众席里轻轻发出的叹息。
董倩：我那次在大庆，和很多基层的国企的一些干部，他们说，我们这些人天天辛辛苦苦地干，就觉得中国是会变的，中国越来越好，这个信念在你这部电影里得到了一种回应，他是为这个感动。
《郑培民》是郑洞天的第十部电影。他先后导演了《邻居》《鸳鸯楼》《刘天华》《人之初》《台湾往事》等几部影片。从《郑培民》中人们既可以看到电影《邻居》《鸳鸯楼》的纪实风格，又能感受到《人之初》《台湾往事》中散文诗般的隽永。
董倩：郑导演，就是有些人，有些电影导演是不大愿意涉足到所谓主旋律的这一块领域的，总觉得这是一个费力但是不是很讨好的工作，但是我们看您的轨迹，您以前拍过的《邻居》、《刘天华》、后来又《台湾往事》，到今天的这个《郑培民》，应该说走的都是一条主旋律电影的道路，我不知道您是主动去选择的，还是说别人安排您这么拍的？
郑洞天：我拍完郑培民，很多记者说你以前是拍艺术片的，你怎么现在拍主旋律了，我同意你今天这个归纳，其实我从最开始就是主旋律，但是只是我拍《邻居》、《鸳鸯楼》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就是说90年代，就是80年代末期，我们才开始有这样一个说法，我记得当时最早的一个很全的说法，当中最后有一句话叫一切以诚实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题材，都在这个主旋律范围之内，所以我一直不太觉得主旋律是一个框框，那么我自己的选择，就是说我永远要把自己和最广大的老百姓，就是最基层的老百姓放在同样一个地位，最近不断有人问我，说郑老师，你是不是说过在中国做一个导演，一定要骑车上班，一定要每个星期坐一次地铁，每个月逛一次自由市场，我说，我说过，我说过这个话为什么，有时候一个电影导演，特别是他作品有影响功成名就以后，他会非常荣耀，他让人都觉得很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我就告诉他们非常容易，你就忘掉了你是普通老百姓里出来的，包括你现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个，但是有了那种境遇以后，你就会忘掉，你会淡忘，你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东西不用长，很快在你下一部电影里就会表现出来，你的选材，你的审美倾向，包括你使用的电影手段都会表现出，你和老百姓不太相通的这种东西，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主旋律其实是一件好事情，他应该成为绝大多数电影工作者，或者说文艺工作者的一个自己愿意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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