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辛本健
美国为何在“9·11”之后放弃建立一个由全球主要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组成的对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联盟，反而选择了使西方内部分裂、进一步疏远穆斯林世界、使美国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的外交政策？布什政府为何能够在全球的反对声浪中把“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并且在此后美军伤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继续得到美国多数民众的支持？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阿纳托尔·莱文（AnatolLieven）在《美国：正确与谬误？———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剖析》（America:RightorWrong?AnAnatomyofAmericanNationalism）一书中提供了一个答案：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美国的民族主义。
美国民族主义实质
莱文首先指出，美国的民族主义既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爱国主义”，也不是全球其他地区所认为的“美利坚帝国主义”，而是由美国沙文主义（即盲目而狂热的爱国主义）和美国救世主主义组成，而这两者又建立在对美国是“山巅之城”（cityuponahill）的信仰之上。所有这些使美国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美国必须完全控制整个进程。
美国民族主义三个特点
莱文在该书中总结了美国民族主义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在美国人眼中，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是不证自明的，他们为此感到极度自豪。芝加哥大学在“9·11”之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询问的美国人当中，90%的人同意“我愿意作为美国而不是全球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的说法；38%的人接受“如果其他国家的民众与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更为相仿，世界将变得更美好”的观点。“9·11”之后，上述两个问题的比例分别上升至97%和49%。“全球价值观调查组织”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当中，超过70%的人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非常骄傲”，而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荷兰的民众中为自己是相应国家的国民感到自豪的人都少于50%。
第二，美国民众对他们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普遍适用性深信不疑。一项调查显示，79%的美国民众同意“美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正在向全球传播的现状是有益的”的观点；70%的人表示他们“推崇有关民主的美国思想”。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往往把这些威胁视为对他们的价值观的攻击，他们都接受“9·11”事件是对美国“民主自由和制度的一次袭击”的观点。
第三，美国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是白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作为美国沙文主义与救世主主义的根基，对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山巅之城”的信仰，派生出美国普通民众（白人基督教信徒）的因循守旧、外向扩张以及极度自恋等文化心态。他们认为，只有美国才是充满光明的世界，而在这个“山巅之城”以外则是一片黑暗。他们相信自己肩负着扩张“基督教文明”的世界使命，而当其价值观遭遇抵制时，就把对方一概“妖魔化”、“撒旦化”。
布什是如何利用美国民族主义的
莱文认为，布什政府在证据明显不足、全球支持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发动伊拉克战争，正是利用了美国民族主义的上述三个主要特点。布什政府上台后，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为了成功地向美国民众推销其帝国计划，布什政府把它包装为其他东西：一方面，布什政府宣称它在推行一项以推广美国民主和价值观为目的的仁慈战略；另一方面，布什政府指出它并非在捍卫美利坚帝国，而是在捍卫美国的民主与价值观。布什政府告诉美国民众，它要借助伊拉克战争“解放”伊拉克人民，为他们带去民主和自由。它提出“邪恶轴心论”，成功地把美国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担心转移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身上，虽然它们与“基地”组织并无瓜葛。美国只有推翻其独裁者的统治，才能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自由地拥抱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
莱文认为，在伊拉克战后美军伤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布什能够继续得到美国多数民众的支持，以及成功获得连任，也应该归因于美国民族主义。在总统大选期间，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欺骗美国民众的做法受到克里阵营的激烈抨击。然而，布什从未对这场战争表示过丝毫悔意，他不断强调这场战争为伊拉克人民带去了民主和自由；面对关于伊拉克混乱局面的指责，布什总会轻松地提到他这两年来武装输出民主的成效：阿富汗实行自由选举了，第一个投票的是位妇女。选民的宗教信仰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判断，而布什政府向伊拉克输出美国式民主和价值观的“大中东改造计划”，也正好迎合了在美国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白人基督教教徒的民族主义诉求。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布什才以51%的微弱优势获得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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