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谷景生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材，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几十年的老战友。
谷景生同志1929年即投身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七十多年，曾经做过一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是一个对党和人民有功的人。然而，他又历经磨难，对自己的功绩从不言及，以至今天的许多人对他并不熟悉。如今谷景生同志去世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尤其是广大青年，应该记住他的功绩，记住他的名字。
谷景生同志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华北大片土地，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正确方针应该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去组织民众，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当时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却仍然固守打倒国民党的方针，反对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向国民党政府争取抗日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市委宣传部长彭涛、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党团书记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负责人周小舟。“官司”打到河北省委后，省委肯定了谷景生他们的正确意见，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为加强领导，河北省委随后又派来了特派员李常青。以谷景生同志为书记的新市委，根据时局的发展，精心组织和领导了12月9日抗日救亡大请愿和12月16日更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谷景生同志参加革命后就从事白区工作，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团政委，并在战斗中负过伤，具有相当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一二·九”运动前，他在北平从事左翼文化的领导工作，创办泡沫社和《泡沫》月刊，在进步学生中影响很大。这一切，使得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曾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把它和伟大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然而，由于当时地下斗争的特点，作为临时市委书记的谷景生处于一种很隐蔽的状况，以至后来在人们的回忆和党史著作中他的作用被湮没了。对此，谷景生同志长时间三缄其口，坦然处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思想境界。
我和谷景生同志相识于抗日战争初期。1936年10月，我奉刘少奇同志之命，率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到山西组成以我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和阎锡山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山西的抗战十分重视，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乃至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尤其是在平津沦陷的情况下，如果不和阎锡山这个地方实力派搞好统战关系，八路军三个师就很难在山西立足，很难以山西为基地实施战略展开。而如何和阎锡山这样一个抗日又降日、联共又反共、联蒋又惧蒋的人物打交道，需要很高的思想和政策水平。我们肩上的担子重啊！谷景生同志是第二批由北方局派来的，担任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委员。对于我们实行的“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句话方针，一些同志不时带着“左”的情绪发出责难。谷景生同志由于有“一二·九”运动的经验，坚决地维护上述方针。他的主张很明确：现在抗日是大局，必须抛弃过去的不合时宜的一套，包括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表现了一种复杂局势下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成熟。很快，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成立。这是一支名义上接受阎锡山领导，实际上是由我党掌握领导权的抗日武装。谷景生同志是决死第一纵队的民运部长，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等项工作。这是我们能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民运工作队员大多是大学生和初高中青年学生，文化程度和政治热情高，从事学生运动出身的谷景生，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谷景生同志很有眼光，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建立抗日政权上，广泛动员群众，赶走那些过去一贯欺压百姓的旧官吏，团结开明士绅，选举抗日的村长、乡长，直至区长、县长，从而在晋东南把阎锡山的旧政权彻底改造成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新政权下的广大民众，踊跃参军参战，两年多时间里，就有青壮年农民7000多人参军，为决死一纵队原有人数的一倍多，从而把决死队以青年学生成份为主改造为以工农成份为主的队伍，极大地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到解放战争时期，谷景生同志已经先后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五军政治委员等职务。1947年8月，他和秦基伟等同志一起，率部队挺进豫西，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其后，这支部队又打过长江，解放西南，直至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这一战斗历程中，谷景生同志开展了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值得一说。一是他在率部进军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挥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重视地方政权建设，巩固新解放区。部队每解放一个地区，他就派出一些干部战士去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甚至是整排整排地抽调。解放洛阳，他担任洛阳市委书记兼城防部队政委，解放郑州，他又担任郑州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这项工作，他抓得很认真，很细。这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举措。须知，没有巩固的根据地，野战军就缺乏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粮草，解放了的人民就会受到残存的反革命势力的疯狂报复。但是，由于不断地从部队调人调枪，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很负责的同志并不理解，说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变成地方政治部主任了，意见甚至反映到刘邓首长那里。邓小平同志后来在西南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谷景生同志在豫西根据地的工作，事实证明，他的工作方向和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是他在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强有力的革命精神贯注、培养部队。1948年8月，九纵在河南禹县召开建军一周年纪念大会，全纵队排以上干部参加。谷景生同志亲自设计一枚圆形白底红马奔腾的纪念章赠送给每个干部，以纪念章雕刻的“艰苦顽强”四字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勉励大家以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决战到底的气概去夺取全国的胜利。渡江战役前，他亲自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授予突击部队。抗美援朝，他又突出地宣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亲自到阵地、坑道前沿与战士促膝交谈。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的政治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坚强有力。正因如此，九纵和十五军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得十分英勇，是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主力部队，十五军也成为抗美援朝战场上英模最多的一个军，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这样两位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至今仍名列我军着力宣扬的七大英模之中。仅凭这一点，他这个军政委就当得了不起！以我在山西新军、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工作的体会，一支部队会不会打仗，与军事指挥员关系最大；而一支部队有没有昂扬的士气，有没有一股革命精神，与政治工作干部关系最大。谷景生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上甘岭战役中，第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表现也非常英勇，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夺取敌方两个火力点，最后在敌人反扑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可惜后来总结、宣传得不够，虽然也把他评为一级战斗英雄，但不如黄继光、邱少云那样家喻户晓。作为一名政委，部队有没有士气和革命精神，他感到责任重大，而部队出了英雄模范人物，能不能及时地总结、宣传出去，以教育更多的人，他同样感到责无旁贷。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
从朝鲜回国后，谷景生同志担任防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防空军是一个军种。1957年3月防空军和空军合并，谷景生同志调往正在组建的国防部五院担任政委，和后来被称为“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同志一起领导中国导弹事业的初创大业。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有效地保卫祖国的安宁，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任。聂荣臻元帅以“生是五院的人，死是五院的鬼”这样的话来要求和激励谷景生同志。他不负重托，和钱学森同志密切配合，对导弹研究的方向、研究机构的设置、各类研究人员的调入、各项规章制度的拟定等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一一认真调查研究，慎重决策。面对院内一大批专家学者和科研人员，谷景生同志平易近人，和知识分子真诚地交朋友。他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我是政委，但我又是教导员，我按教导员的方法工作，你们就要像指导员一样工作。知识分子不是战士，要用关心爱护战士一样的心情去工作，但又不能用对待连队战士一样的方法去对待他们。当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谷景生同志深感政策掌握得好坏，对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一批老专家，对导弹研制任务的完成，必将影响很大。最后，他顶住各种压力，使五院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被打成右派，一百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一名新来的大学生被定为右派。这位同志到北大荒农场之前，谷景生同志还深感不安，派人和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还给接收单位打招呼，请求予以照顾。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谷景生同志在五院工作时间不长即被调离，然而五院的建设框架是他和钱学森同志一起打下的。钱学森同志后来回忆说，他和谷景生同志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党和政府大力表彰我国最早一批从事两弹一星的功臣，许多老科学家还动情地说：讲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人———谷景生，称他是我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
和许多老同志一样，谷景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关押审查长达12年之久。然而，复出以后，他没有过多的抱怨，而是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11月，他刚刚平反，回家住了8天就飞赴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协助许世友司令员和向仲华政委，指挥自卫还击作战。许世友同志后来多次这样说：谷景生有胆有识，能文能武，让我非常省心。1981年，新疆出现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如何迅速地扭转这种局面，保持边疆的稳定，又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在这紧要关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调谷景生同志到新疆就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政委，主持新疆的全面工作。就我所知，谷景生同志这次任职和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都是小平同志最后拍板的，说明小平同志对他的了解和信任。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又一次重托。谷景生同志到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后，明确提出了把稳定新疆局势、坚持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放在第一位的工作方针。在具体工作上，他首先做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工作，和他们广交朋友，提出“两个平等”，即坚持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这一思想，深得人心。同时，他和区党委的同志一道，果断而又审慎地平定了骚乱事件，迅速稳定了人心。在生产上，他大胆起用那些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包括那些尚未解放的同志，使新疆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市场也逐渐繁荣起来。短短一年多时间，新疆的局势稳定了，干部之间的团结和民族团结实现了，经济也发展了，显示了谷景生同志很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很强的驾驭全局、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受到邓小平同志的称赞。1983年，他到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工作，率中央联络组赴东北、华北，也是善于化解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样表现了他很强的政治才干。因此，说他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栋梁，是不为过的。
还有一点应该说及。1957年反右时，谷景生同志的妻子范承秀同志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话，被打成右派和“反党集团”，有关方面要他和妻子离婚。当时，全军授予将军军衔的高级干部中被打成右派的，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一人，将军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惟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当时正在国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时。妻子怕连累他，也提出要离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却断然拒绝。他对妻子说，你这个范仲淹的后代，14岁就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游击队长，进了四年马列学院，可以说是笃信马列，怎么会说几句公道话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呢？妻子哭了，他因此被调离五院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谷景生同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崇高品格是令人感慨和敬佩的！
作为谷景生同志的老战友或老领导，我在这里讲了一些他的功绩和高尚品格，目的是为了缅怀逝者和教育我们的后代。我想，从不宣传自己的谷景生同志九泉之下有知，是会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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