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统计数据“失真”和“有水分”的各种质疑，国家统计局毅然做出“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选择。昨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北京称，从2005年开始，各省GDP数据将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发布，各地发布的数据不再有法定效力。
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祁京梅对记者表示，其实国家统计部门很早就开始对改革统计体制做准备了。今年，国家统计局多次在北京举行培训班，对地方统计局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从GDP的测算方法、指标选取等许多细节上，统一地方和中央的统计口径。“上收GDP数据发布权应该只是统计制度改革的一小步”，她说，制度改进将会逐步推开。
在地方政府和统计部门之间建立数字造假“防火墙”
“收权是为了还原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可比性。”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电话中对记者透露，有关文件已经在今年10月下达给各地，“这对地方统计数据的发布权力有很大的束缚，可以说是一种收缩，有助于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
我国《统计法》对GDP数据发布权没有作具体规定，目前国家统计局“收权”的操作办法是“下管一级”，也就是说，按照各省GDP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模式，今后，地、市统计部门的数据由各省发布，县级统计部门的发布权则“上收”到地、市。
“这是一项加强垂直管理的措施。”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祁京梅认为，此举的好处是“以后地方和中央统计数字上的差距不会那么大了”。
今年7月，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我国上半年GDP增长9．3％，但之后根据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后，统计人员发现增长率竟达到13．5％，相差4．2个百分点。而同时，经济总量（GDP总额）中央和地方的数据也相差十几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纪检组组长章国荣此前也对媒体透露，国家统计局公布1月到9月GDP增长速度是8．5％，而各省公布的GDP增长速度将近11％。他认为，国家公布的数据比各省公布的数据更可信，实际上，各省发展的规模没有那么高，这中间既有统计核算的口径，也有高估的因素。
“统计数字不准确，将直接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国家信息中心祁京梅对记者说，这不仅仅是形象问题，更关系到中央制定未来经济方针和做出宏观决策的依据问题。
叶青对记者表示，以前，一些地方政府对统计数据有控制权，胆子大的就多报些，胆子小的少报些，现在不行了，“这很像在地方政府和统计部门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同时，这也增加了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在分级核算的制度下，越高一级部门发布的数据就越有说服力。
叶青介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统计部门在政府中的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在基层政府，“政府每次开经济会议都要统计部门的同志先发言”。现在，随着统计制度的调整，地方统计部门在今后工作中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将会发生“微妙的变化”，这肯定需要一个适应期。
上收GDP数据发布权只是统计制度改革的一小步
我国目前采用的统计制度是“分级核算”：国家统计局根据年度数据核算全国的GDP，省、直辖市、自治区根据当地的统计数据核算各自的GDP。统计部门有关人士认为，在“分级核算”的前提下，一些跨地区生产经营企业形成的增加值容易被重复计算，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也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还有各地区的价格结构与全国情况也不完全相同，各地区使用的统计方法与国家统计局存在差异，这些因素都容易导致最终地方和国家统计数据的不同。更重要的因素是，某些地区的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搞虚报浮夸，人为干预统计数据。
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统计执法检查组会议上，对地方数字造假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全国人大财经委一位官员表示，对统计造假行为必须严惩。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统计执法调查组，分赴各省进行调查。
据记者了解，我国统计部门的体制是“纵向管理”，不过地方统计局人员的任命和管理，当地政府的影响力更大，由于地方官员的考核与升迁与GDP关联密切，因此地方统计局面临的压力较大。
国家统计局这次从制度上做出调整改进，一定程度上可能减轻地方统计局的这种“压力”。一位评论人士分析，上收GDP数据发布权，就是通过上收行政权力保障工作质量的做法。去年，国土资源管理出现问题，浪费严重，国土资源部上收了国土管理的权限，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省以下“直管”。国家统计局的手法与国土资源部颇为相似，“就是通过上收权力代替对下级工作的监督”。
在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统计系统会议上，李德水表示将建立地区GDP数据联审制度。他还透露，国家统计局已经成立GDP核算协调领导小组和国民经济核算专家咨询小组，目标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统计制度和核算体系。
12月初，李德水在天津召开的经济普查工作会上特意指出，要关注一些地方政府和统计局提出把普查资料与年报数据“衔接”的问题。他认为，某些地区统计数字的水分是多年积累的，要通过普查搞清楚，“这对现任领导而言是一个解脱历史包袱的机会”。
他表示，一旦发现谁在经济普查中人为修改数字、搞小动作，都必须严肃处理，要撤职。
国家统计局等部委将完善地方领导干部考核指标
除了供职于地方统计局，叶青还是中南财经大学的教授。从研究者的角度，他更看重统计制度革新的社会效应。他说：“这不仅能挤掉数据中的水分，还能赢得普通民众的赞成。你公布的数字那么高，不符合实际，会让民众感到茫然。”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国家统计局的做法并不能完全杜绝数字“失真”现象。因为，根据《统计法》，虚报瞒报统计数字无论基于提高政绩还是其他什么目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这种情况的泛滥关键在于“执法不严”，使得违法者成本低、收益却很大。
祁京梅表示，某些地方政府GDP数据失真的根本问题在于，目前上级部门考察和评价地方干部时采用“惟GDP论”。正是由于政绩考核方式过于单一，才造成“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怪圈。因此，要重塑统计数据的公信力，关键在于尽快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政绩体系。
据了解，国家统计局将从明年开始，按照各省经济总量的排序，每年对10个省级行政单位进行数据统计工作巡查。巡查将以3年为一个周期，暂时先以GDP为主要指标，摸清全国各省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针对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用GDP增长指标考核政绩引起“攀比”和数据造假等问题，国家统计局将和其他一些部委联合制定一个更完善的地方领导干部考核指标，内容会涉及居民受教育程度、环境保护等，以便综合评定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水平。
“这必须是一个综合指标。”祁京梅对记者说，以前过于重视投资总量和增长速度这些硬指标了，忽视了相关的社会效益等软指标。
链接
五花八门的数字造假
超高指标下的“注水数字”
上级确定发展目标，下级层层加码，少数基层领导使劲往统计数字中注水，为升官编造假政绩。
2000年，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乡镇企业局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任务，将一个乡镇企业总产值13．8亿元吹成47．1亿元。
形象工程下的“血本数字”
一些地方的官员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热衷搞形象工程。
1998年以来，安徽省涡阳县某镇大搞“万亩黄花菜工程”，由镇政府集中采购种苗，规定每家每户必须购买，黄花菜苗到农户手中时已腐烂变质，全镇实际栽种成活的仅5亩。一些农户血本无归。
责任考核下的“魔方数字”
现在，很多工作都要实行责任目标考核、末位淘汰制。
某贫困县实际财力下滑持续多年，但财政收入指标连年攀升，这是“空转”造假形成的。2000年，该县财政收入2．14亿元，其中空转数占4000多万元。
利益驱动下的“儿戏数字”
部分单位和个人把统计数字变成牟取个体利益的工具。
湖北省房县为争取“养羊扶贫先进县”奖金，由县有关部门出面组织，集中数个乡镇的山羊摆假场面欺骗检查团，根据“需要”上报山羊饲养量。
某大型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却将200余万元的亏损在账面上做成12．5万元的盈利，骗取银行贷款。（边集整理）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