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干部进驻“艾滋村”十月回访
河南省直机关干部进驻“艾滋村”已有10个月，这段时间，他们都做了什么？在乡村现实和疾病威胁的双重压力下，他们都有怎样的困惑和想法？作为其中的一员，陈瑞军经历了艾滋病人的6次包围，从前5次的惊心动魄、辱骂威胁，到最后一次艾滋病人的恋恋不舍、极力挽留，一位特殊岗位上的官员给一个特殊的群体留下了梦想和努力，也留下了对现实的思考。
进村
在自家院子前的猪圈里，刘文章正使出全身的力气，努力拽住一头猪崽的后腿，要把它从一群因惊吓而四处乱拱的猪群中间拖出来。刘家15岁的小儿子干脆骑在猪崽的背上，拼命地向后扯着猪崽的一对耳朵；刘文章的妻子小心翼翼地举着一个针筒，针筒里是预防猪瘟的注射药水。
刘文章的家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最西头。针头扎进猪崽屁股时，尖厉的猪叫还是响彻了冬日寂静的村庄。刘文章和妻子都是艾滋病人，和几十头百把斤重的猪崽“搏斗”了一个下午，两个人本来虚弱的身体非常疲劳了。
“累也没办法，就怕猪瘟！”猪圈里50头猪崽是刘文章全家的中心。这是刘家饲养的第3批猪，“这批猪，是用老陈帮忙申请的贷款买的。”
刘文章所说的老陈，就是河南省卫生厅疾控处调研员陈瑞军。正是在10个月前，农历春节刚过，以河南省省直机关驻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帮扶干部的身份，陈瑞军和其他75名干部，进驻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
从进驻到现在，10个月过去了，再过几天，河南省委及省政府有关部门将在12月底之前对38个村近1年的帮扶工作进行验收和考评。在这段时间，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在乡村现实和疾病威胁的双重压力下，他们又有怎样的困惑和想法？
立信
刚进文楼村时，陈瑞军就向好奇的村民们说：“从现在起，我就是文楼村的一个村民。”
村民们显然没有听懂——干部他们见得多了，“干部就是干部！”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散去，带着明显的不信任。
陈瑞军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文楼村。对于这个因为艾滋病而全国闻名的村子，他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村庄和村民。
按照河南省帮扶办的统一规划，陈瑞军和驻村工作组在文楼的主要任务是“六个一工程”，即在所驻村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建一个村民教育活动室。这是每个工作组的“硬指标”。
陈瑞军喜欢四处逛逛，碰到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村民，便主动打招呼。但村民们大多十分冷漠，少数人有点兴趣，态度也是十分谨慎。村民于文富当时甚至教育起了陈瑞军：干部们说的我们听得多了，主要看你做不做。
他想不到的事还很多。第一个启动的工程是搬迁村卫生所。出于交通便利的考虑，驻村工作组想把卫生所搬到文楼正南面的公路旁边。文楼村由文楼、高庄、韩庄、骆庄、张坡楼等六个自然村组成，卫生所搬到南面公路旁，就意味着脱离了文楼自然村的地界。
消息迅速在村里传播，村民王清路过村头，还没怎么听明白事情的原委，聚集的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嗓子：“都是新来的工作组定的，找他们去！”
20多个文楼的村民涌到了村委会，要求把卫生所建在“文楼的地里”。陈瑞军和同事好不容易才把村民劝回了家。第二天天还没亮，陈瑞军还躺在被窝里，院子里嘈杂的人声就把他吵醒，他下床一开门，门外赫然围着上百文楼人。
原来昨晚散去后，村民们自发的互相串门，又约这天一起到工作组来理论，“离我们这么远，万一发病了，抢救都来不及”。
“他们其实就是本能的害怕，卫生所在家门口，看着放心；搬走了，心里就不踏实。”陈瑞军回忆说。
工作组让步了，卫生所最后还是盖在了文楼，就选址在文楼村口，一个全文楼人出门就能看得见的地方。
如果卫生所搬到南面公路旁，文楼其他5个自然村的病人就医将要方便得多。但陈瑞军选择了向文楼人妥协。“感觉他们对我们干部，还是有些不信任。”陈瑞军希望用这样的行动，向村民传递一个信息，“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为了建立文楼人对驻村干部的信任感，陈瑞军还想出了另外一招。
陈瑞军长期在省卫生厅负责爱国卫生工作，曾经在河南农村推广修建沼气池改造厕所。这并不在工作组原先的工作计划内，但陈瑞军把修建沼气池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向村民们讲解了沼气池的好处，并宣布，谁愿意出300元钱，工作组就给谁家修一个造价2000元的沼气池，另外工作组再补贴200元，购买蹲便器等用具改造厕所。
大多数文楼人很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沼气”二字，再加上要先出钱，几乎没人对陈瑞军的计划感兴趣。连村支书刘月梅也问陈瑞军，“听你说那沼气池就是把粪窖在一起，那么多粪，该多臭啊！”
陈瑞军反复宣传之下，村民王文明第一个决定试试。交了300元钱后，陈瑞军从驻马店市请来技术员，给王家挖好了沼气池，并信守承诺，由工作组出200元钱，改造了王家的厕所。
第一束火焰在王文明家的沼气炉灶中被点燃后，文楼人明白了沼气池的好处。要求修沼气池的村民太多，陈瑞军请来的第一批技术员本以为只是来挖一个沼气池，结果连着装了十几家才得以第一次回驻马店休息。
一套沼气池，工作组实际上补贴近2000元。陈瑞军说，他管着爱国卫生一块，每年有30万元的农村厕所改造费用，他就从这里面拿出来20万，给文楼人装沼气。
“我算是利用了一下职权。”陈瑞军说，但在他看来，20万元花得值，而推广沼气池，从某种意义上是工作组在文楼“城门立木”，取信于民。
在这之后，文楼人在村子里碰到陈瑞军，脸上多了笑意，也很愿意跟陈瑞军聊几句，见面就称老陈。
治乱
仿佛是对工作组驻村工作的一个警示，陈瑞军和同事们进村没几天，村卫生所就出了事。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在家喝醉了酒，借着酒劲，跑到村卫生所讨要抗艾滋病毒药物。按照政策，只有已发病的艾滋病患者才能免费领取抗艾药物；抗艾药物还存在很大的副作用，没有发病的携带者服用后，身体会极度不适。
卫生所拒绝给药，双方大吵一架。那人气不过，回家抄了一把板斧，跑到卫生所就要砍人，幸好被卫生所里的工作人员和众多村民拦住，才没有惹出人命。
对于陈瑞军来说，“砍人事件”不啻为一个下马威。乡里的干部告诉陈瑞军，村民们都知道了自己染上的是绝症，近年到了发病高峰期，“病号”们情绪很不稳定。曾经一段时间，文楼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外人一进村就会被情绪激动的村民搜光财物，文楼人和外村人多次发生过冲突，连县乡干部也轻易不敢光临文楼。
就在工作组进驻前1个月的2004年春节期间，县里向文楼发放慰问品，规定村民要么领取一袋面粉，要么领取一床棉被，但发放时很多村民将两样东西都扛回了家。县里派人来收回多领的物品，却激起了村民的愤怒，县领导的车都差点被村民掀翻。
“就像人得了病，心情就是烦躁，说话做事也不冷静。”陈瑞军认为，文楼人的闹，文楼的乱，是有情理的。他和同事们从此开始学习如何用文楼人的心态考虑问题。
这个办法，在陈瑞军进行的第二项工程中起了作用。卫生所搬迁启动后，就是修路。按照省里的统一规划，每个村子的路宽3米，长1.5公里，投资15万。工作组设计修一条从村委会到村南公路的柏油路，将村子和县里的公路连接起来。
3月18日，公路开工的前一天晚上，村委会被文楼西南的韩庄人包围了。韩庄村村民认为公路离韩庄太远，要求把路一直修到韩庄，并且必须先从韩庄修。
陈瑞军向村民打听才得知，韩庄一位村民小组长的妻子去年夏天艾滋病发作，县里的救护车困在了韩庄外的泥巴路上进不去，耽误了抢救时间的病人在送到医院前就断了气。
韩庄人当时把怨气都发泄到了村委会身上，把村委会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如今，韩庄人声称，他们“不能再在路上吃亏了”！
但陈瑞军无法立即答复韩庄人的要求。第二天下午，围困村委会没什么效果的100多韩庄人涌向上蔡县县委，陈瑞军回忆，当时上蔡县3个县委常委被困在办公楼里无法脱身。在和村民交涉的过程中，县里一名派出所所长还被激动的村民抓伤了手臂。
第二天，陈瑞军在对省帮扶办的汇报中，没有多谈韩庄人的举动，而是着重提到了一点：韩庄离文楼最远，也离县级公路最远，的确最需要公路。在陈瑞军的解释后，省里的最终答复超出了韩庄人的要求：环村路将连通各个自然村，宽度拓宽至6米，长度延伸至10.8公里，而投资也增加到209万。
但陈瑞军绝非一味顺着村民。5月底，好脾气的陈瑞军出人意料地“强硬”了一次。
文楼村原先发放了730张艾滋病医疗证，获得医疗证就意味着救济款、免费药品等一系列优惠。陈瑞军发现，有很多健康人冒充艾滋病患者领取医疗证以取得优惠，还有的将免费领取的药物转手卖给外村人。
卫生所的医生还告诉陈瑞军，从国家向文楼发放药品开始，文楼人就习惯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药，医生护士也不敢不给。
在村民程四发家的床角，陈瑞军看到了成箱的静脉点滴药液和成盒的各类药物堆在一起。对于其中的大多数药品，程四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他只是和很多人一样，搬回家来，“看着家里有药心里就塌实”。
陈瑞军通知全体文楼人参加体检。检查结果出来后，陈瑞军先向健康村民每人发了一张贺卡；然后再向确实感染艾滋病的村民换发新的医疗证，同时宣布旧证作废。经检测，文楼实际艾滋病感染者为410人，比先前的数字减少了将近一半。
没有领到医疗证的非常不满，几百号人围堵了陈瑞军的办公室，有人破口大骂，唾沫都吐到了陈瑞军的脸上。陈瑞军依然好脾气，他用毛巾擦擦脸，但同时宣布，今后吊针必须在卫生院打，不得把药液领回家；药品一次只准领取两天的剂量，防止浪费和倒卖。
这一次，陈瑞军没有依从村民。村民们也没有办法，渐渐散去。在新的医疗证换发后，文楼村的医药费从每月1万多降到了3000元，“这钱就给真正的病人省下来了”。
“也没多久，他们知道好了，也就没什么人再骂我了。”陈瑞军笑着说。
后来，在打井、修房的过程中，陈瑞军还被艾滋病人围过两次。每次都惊心动魄，但也有惊无险，被他一一化解。
造血
陈瑞军把自己在文楼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以5月底为界，前面3个月主要搞硬件工程建设，后面3个月，是“想办法让文楼人挣钱”。
文楼人挣钱最多的时候，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10年卖血期间。“袖管一卷50元”，卖血几乎是那时候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如今村里一户户整齐的青瓦房，就是那时候用卖血钱盖起来的。“你看有这号青瓦房的，就是卖过血的”。
1995年以后，“血浆经济”被明令禁止。如今，文楼全村820户3211人，几乎都靠着人均不到1亩地的收成过日子。
文楼村的男人们也尝试过外出打工，王清最远到过海南，他是健康人，但招工单位一看他的身份证上写着“上蔡县”几个字，就忙不迭的把他赶了出去。和王清的遭遇相同，大多数外出谋活儿的村民都遭到了拒绝。“其实出去的基本上是健康人，生病的也走不远，但人家就是怕。”王清说。
陈瑞军和工作组采取的办法是发展养猪。他向村民宣布，买回3个猪崽饲养，工作组补助300元钱。养猪存栏20头，猪圈5个以上，可以申请小额农业贷款。
但大部分村民对养猪政策并不满意。聚集在村口的村民议论说，如今一个猪崽就要400元钱，家里连1个猪崽的钱也拿不出来，更别说买3个。那300元补助，自然是拿不到的。“你去跟上面说一说，先发钱再养猪。”村民们建议。
但陈瑞军坚持先养猪后发钱。“我们财力有限，只能帮下定决心想办法治富的人。”村支书刘月梅的话更直接，“我怎么知道你拿了钱去不去养猪！”
有的村民把这种养猪政策称为“扶富不扶贫”，“扶的都是有点钱的，我们真正穷的沾不到边。”
村民刘文章就是在这样的互相怀疑和争吵之中养起了50头猪。3个月后，猪崽长到200斤重，刘文章以4元4角一斤的价格把猪全卖给了来收猪的贩子。除去饲料和医药费，每头猪赚了200元。还了部分借款，刘文章用剩下的钱又买了40头猪崽，谁想9月份遭了猪瘟。
现在养在圈里的是刘文章刚刚买进的第3批50头猪崽。这批猪崽价格实在很高，合400多元一头，刘文章估计，这一批又赚不了钱。
刘文章的苦恼在于，他完全琢磨不透生猪的行市。村里曾经请县里畜牧学校的老师来讲过一晚上的课，刘文章去听了，讲的都是养殖技术，对于刘文章最想知道的，却没有涉及。“我们反正就是养，赔还是赚，就跟撞大运一样。”刘文章的妻子说。
而刘文章的苦恼同样是村里其他养猪户和蔬菜种植户的苦恼。除此之外，农业技术的缺乏，资金的匮乏，也同样困扰着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致富的村民们，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艰难的起步，却发现问题接踵而来。
在陈瑞军努力实施“造血工程”的近半年后，少数村民养起了猪，还有几户人打算尝试种种大棚菜。而大多数没有钱买猪崽更没有钱建大棚的文楼人，依然只能靠着人均7分地的收成艰难度日。陈瑞军尝试给他们指出几条致富的道路，但他们无力行走。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无法否认，陈瑞军所倡导的养殖种植计划，和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关系。12月已是农闲时节，对于和程松华一样的大多数文楼男人来说，一天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结伴挤在村口小卖部的墙根下，享受太阳带来的暖意。昼短夜长，太阳一西斜，寒冷的空气便迅速充塞了阳光移走后的阴影，文楼的男人们便追随着阳光挤成一堆，慢慢的，从小卖部的东头一直挪到西头。
回顾自己的工作，陈瑞军有些怅然若失，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承认“造血”的效果不很显著。
无论如何，陈瑞军给文楼留下的最显著的成果，还是柏油路和水井，是品字形建筑群。毕竟，只要上面拨款，工作组认真规划，“硬指标”不难完成；但要从根本改变一个村庄的生命力，一个人或者一个工作组的力量，都显得太单薄了。
调和
在文楼南面公路旁的麦田里，一溜坟头在尺把高的麦苗丛中显得分外扎眼。村民老苏说，坟头上没长草，土色还比较深的，就是新坟，“都是今年入冬以来死掉的病号”。
在谈论死亡的时候，村民们，其中大多数是艾滋病感染者，显得都很平静。“养猪大户”刘文章靠着自家的门板，抽着烟说，这个病反正是要死的，他现在惟一的奔头就是养猪挣钱，好给在上蔡学修车的大儿子开个修车铺；把还在念中学的小儿子供上大学。“我要他们都学出本事，离开这里，最好离开上蔡，到外面去发展。”
陈瑞军走的时候，给文楼留下了“协会”这个文楼人本来陌生的组织。建立协会的初衷，来源于陈瑞军在养猪问题上和村委会的分歧。陈瑞军主张将补助款分散给各养种殖户，由村民自己努力致富；但村干部们则希望将款项集中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由集体来搞，肯定搞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还不知道？”陈瑞军说。为了以示公平和清白，陈瑞军建立了养猪协会和蔬菜协会，将款项分配权下放给养殖种植户，“自己只抓大的政策”。
协会由养殖种植大户和积极分子组成，养猪和大棚菜补助款的分配，就由协会开会说了算。
此后，陈瑞军又将村里原有的艾滋病协会“收编”，将管理村里艾滋病人杂务的权力下放给艾滋病协会。例如村里成立秧歌队、锣鼓队，陈瑞军只跑经费、请老师，其他人员安排、服装分配，一律由协会开会说了算。秧歌队和锣鼓队一度成为村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群众娱乐活动。
现在，文楼人已经习惯于向村里的各种协会寻求帮助。陈瑞军的协会还无意中培养了文楼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习惯。如今，在村口晒太阳的村民们也会经常谈到村务公开、村账目公示等话题。
村民们特意提到，文楼好几年没开过村民大会和党员会，也没有进行过选举了，应该把这两个会和选举恢复起来，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务。在和村干部吵架的时候，“开会”和“选举”，总是被村民们提到最多的词。只是，村民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吵架时的用词转化成实际行动。
除开充当村干部和村民间的中间人，陈瑞军还要小心协调村里健康人和艾滋病人的关系。
在如今的文楼，健康人和艾滋病人已经可以没有什么顾忌地在一起说笑玩乐，几年前互不往来的境况业已消失；但一涉及婚嫁，或事关利益，文楼又似乎会立即分成健康的和带病的两半。陈瑞军也很难对此作出解释，他只是觉得，时间再长些，政府再做做工作，情况或许会更好一些。
刘庄
相对于全国闻名的文楼村，其他艾滋病高发村一年来的帮扶工作又不尽相同。
刘庄村的李秀花有些孤零零地站在村子西头，一开始，她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不远处一个老头儿大声地呵斥她，是就是嘛，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但几十米外，一群聚在一起聊天的人却向李秀花抛来有些鄙夷的眼光，“我们跟他们不来往，我们是健康人。”一个男人说。
刘庄全村3188人，感染108人。艾滋病患者，在刘庄属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群体，和文楼的相比，他们也显得弱势得多。
“我们这里的艾滋病人比较听话。”刘庄村帮扶工作组长、河南省广播电台人事处主任王良杰说。对于村里还普遍存在的歧视，王主任有着自己的解释，“这说明村民们对艾滋病有认识，有警惕心，说明我们防治宣传工作到位”。
刘庄村帮扶工作组同样搞了“六个一工程”，只是规模相对文楼都要小一些。
和文楼发展个体经济不同，帮扶工作组在刘庄村选择了发展集体经济。同样是养猪，刘庄成立了一个种猪场。
猪场共投资42万元，其中村委会以合作社申请扶贫款12万，作为村集体股权；此外，在股权结构说明书上，还标明了村民股权10万。
王良杰介绍，这10万村民股权，分别由村支书、副主任和村会计投资4万、3万、3万构成。而他们的投资款，是向县农业银行申请的农业小额贷款。
王良杰认为，这说明了刘庄村村干部的致富能力和带头作用。“他们投这个资，也是要担风险的。”此外，王良杰还介绍，村里农业小额贷款的发放审批权在村委会。
但相当数量的村民，包括艾滋病感染者和健康人，都对王良杰的看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村民刘小林说，村民申请贷款，根本就不会批。
但的确，刘庄的村民“比较听话”，艾滋病感染者李秀花就说，现在吃药不要钱，隔几个月还能发40元钱补助，再加上地里的麦子，一家人是饿不死了，她已经很满足了。她现在惟一关心的是，今后猪场开工了，能不能进去当个工人。
离任
8月28日，已经在文楼驻村6个月的陈瑞军，接到省卫生厅的通知，回省厅继续主持全省爱国卫生工作，文楼村工作队长由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接任。
让陈瑞军感到满足的是，他离任的那天，曾经给过他脸色、吐过他唾沫的文楼村民们又一次围住了村委会，不让他离开，希望他一直为文楼工作。陈瑞军后来不得已谎称只是回家看病才得以离开，上车时连行李都没敢拿。
陈瑞军的驻村干部生涯，总共被艾滋病人围过6次。从前5次的惊心动魄、辱骂威胁，到最后一次的恋恋不舍、极力挽留，一位特殊岗位上的官员给一个特殊的群体留下了梦想和努力，也留下了对现实的思考。
对于刘庄村的驻村干部王良杰来说，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不久后的验收撰写工作报告，“我已经写了两稿了，还准备再改一稿。”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有村干部进来找王良杰借武侠小说，顺便把上次借的书还了。
王良杰把还来的书扔在自己的床上，在十多平米的房间内，摆着3张搭着行军帐篷的木板床。王良杰透露说，对于驻村干部们来说，“床”可是个敏感词汇。曾经有干部抱怨村里床睡着难受，被某媒体写了出来，当时的省委李克强书记看到后进行了严肃批评，认为驻村干部不能吃苦，专门开会指出了这个问题。
陈瑞军回忆说，开始几个月，确实有不少干部老往回跑，或者是住在县城里。
今年5月，针对驻村干部中出现的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河南省专门就此开了一个整风会，严厉批评了“走过场”、“混资历”等行为。
据陈瑞军透露，目前河南省委已经初步决定，将继续抽调干部，把驻村帮扶工作延长到3年。王良杰则说，广电系统派了4名干部轮流值班，“办公室电话机旁边随时有人”。(本报记者 曹筠武／文 柴春芽／图)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艾滋病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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