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对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郑俊怀等5名高管人员的经济问题正式进行立案调查。因涉嫌挪用公款，董事长郑俊怀等5人已被刑事拘留。
经过初步调查，2000年至2001年，伊利公司董事长郑俊怀等人未经董事会同意，先后挪用1590万元和1400万元分别给呼和浩特华世商贸有限公司和启元有限责任公司用于经营。而华世商贸公司是伊利公司的第五大股东，它是由郑俊怀、杨桂琴等人以亲属名义注册的私人企业；而启元公司企业法人就是董事长郑俊怀。5人被拘留的消息一经传出，伊利股市停牌一小时，复牌交易后，股市一路看低。
2004年11月30日，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因为涉嫌盗取公司资金4800多万，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据了解，近两年创维经营状况好转，创维开始涉足多个行业，特别是在地产行业上手笔惊人。黄宏生于今年3月在家乡海南岛的三亚市，与人合资20亿元兴建全海南省最大的地产项目“时代海岸”，黄宏生是此项目的大股东，私人出资10.5亿元，而此前香港廉政公署起诉黄宏生挪用创维的4800万元已流入这个三亚的地产项目。
2004年12月8日，新加坡警方拘捕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总裁陈久霖。原因是陈久霖领导的公司因投机石油期货导致巨额亏损。经初步调查，总裁陈久霖，没有经过总公司的批准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期权交易，由于操作失误， 几个月内使公司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使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为严重资不抵债，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除此之外，金正数码科技原董事长万平涉嫌挪用公款案，深圳石化原董市长陈勇庆涉嫌挪用公款案，健力宝集团30多名中高层领导被解职事件等30多起上市公司丑闻都在今年发生。
一连串的“事件”表明：上市公司“总裁信用”已危机四伏，重建“总裁信用”已迫在眉睫。重建“总裁信用”不仅需要不断完善市场制度、严格执行市场规则，还需要总裁们真正树立起“股东价值”的观念。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批评的：“这些高层经理人员把股市看作一个圈钱的场所，而没有意识到应当以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为己任。”
场外专家观点: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 所长)
我想这可能还是跟我们上市公司，特别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上市公司，它没有建立一整套的激励机制，我想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上市公司的老总们，它可能比如伊利股份，我看了他们的历史，它实际上是从很小的企业，有现在的董事长把它逐步做大，在逐步做大的过程中可能信息比如年薪制，比如奖金制，他可能觉得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报酬，尤其当他的年龄逐步增大的时候，他会有这方面担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公司的成长没有为他带来相应的利益，他可能就会开始铤而走险了，开始做违法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监管部门，一般是出了大事之后才把它监管，我们要进行过程的监管，不要进行结果的监管。
内地上市公司问题太多，充分显示了监管当局的监管不力。人们曾以为这与证监会权力不大有关，其实，即使在证监会设立了具有司法侦查权力的稽查局的情况下，证监会似乎还是习惯于行政处罚的路径依赖，不是查起来没完没了，就是简单化地“一罚了之”，甚至谴责一番了事，很少依法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因此，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有法不依的最大理由是稳定，可事实上的结果却适得其反。
其它媒体观点
《证券日报》：伊利事件暴露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两大缺陷：一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公司治理制度之间难以契合。二是法治环境难以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北京青年报》：今年公司高管出事的问题都说明对高管人员的约束不足，显示出企业的“人治”危机。
《中国证券报》：上市不是圈钱，而是要在更加严格的法度内规范运营———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中国的上市企业这么多年都没学会。
《人民日报》：从创维到伊利事件并没有真正警示到企业高管的灵魂，“投机为王、逆规称霸”的经营思维还没有很好地反思。一句话，监管风暴还来得不够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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