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聂晓阳／以色列报道
阿拉法特
之英雄时代的终结
因为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有实力的一方，所以英雄常常末途
亚西尔·阿拉法特，一个世界曾经抛弃他、他最后又抛弃了这个世界的男人，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英雄。
阿拉法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和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更多人的生命还在等待开始，或以一种更加美好或残酷的方式重新开始。阿拉法特去世了，和平是他的遗产──这个遗产同时包括经验和教训。
这样的人快绝迹了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这样评价阿拉法特:他的去世为人类的英雄时代画上了句号。
他说，阿拉法特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和一切都贡献给他的人民的人，他活着的全部意义是为他的人民争取尊严、自由、权利和土地。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像阿拉法特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几乎已经快要绝迹了。
“阿拉法特的去世也标志着人类正在进入一个悲哀的‘资本或金钱奴隶社会’。”李希光说。他把阿拉法特和美国的华盛顿、林肯,印度的甘地,埃及的纳赛尔以及巴基斯坦的真纳等伟人相提并论。
“他们都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敢于奉献自己一生的英雄，而不是仅仅为了金钱和个人利益的奋斗者，也不是为了少数人或个别财团利益代言的政客。”他说。
很多人想不到的是，最新版的阿拉法特传记并不是阿拉法特的属下炮制的，而是由一个叫阿姆农的以色列记者写的。这本名叫《不可制服的阿拉法特》的书总结说，阿拉法特的形象就是代表人民去战斗。其序言的结尾则更像阿拉法特的墓志铭:阿拉法特将永远是全世界为正义和自由奋斗的人民的英雄主义象征……
大概有资格获得这样一种墓志铭的另外一位斗士是纳尔逊·曼德拉。但在这样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阿拉法特却比一些所谓的成功者看起来更像是英雄──就好像是那个不断推石头的西西弗斯。
阿拉法特的光辉都带有“曾经”二字。他曾经是铺在全球各地的红地毯上的常客，他曾经每天都和数不清的各国政要握手。但是在最后的岁月里，世界仿佛抛弃了他，他被“囚禁”在约旦河西岸小城拉姆安拉破败的官邸里，静静地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奇迹的出现。
奇迹没能出现，他以病逝的方式抛弃了这个他用了一生仍没有改变的世界，也用这种方式让所存不多的同类惺惺相惜。
政治是妥协和创新的艺术
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1994年曾和阿拉法特一起登上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但在后来重新爆发的血腥冲突中他们再次成为“敌人”。《瞭望东方周刊》曾请佩雷斯对阿拉法特作出评价，佩雷斯思考了一下说:“阿拉法特是第一个公开承认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也是第一个公开声明放弃暴力对抗的巴勒斯坦领导人。”
政治其实就是妥协的艺术，也更是创新的艺术。在这方面，阿拉法特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智慧。他同意与以色列以1967年战前的边境“绿线”来划界，这是一个痛苦的妥协方案，因为巴勒斯坦得到的土地比联合国1947年在第181号决议中提出的分治地图要少，但是作为领导人，阿拉法特选择了接受已经改变的现实。
早在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后，阿拉法特曾私下里对以色列领导人抱怨说:“看看你都对我做了什么，你让我从一个在我的人民眼中备受欢迎的人，变成了一个在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都有争议的人物。”
以“土地换和平”原则为基础的《奥斯陆协议》为阿拉法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但也有很多巴勒斯坦人对这一协议表示失望甚至不满。这实际上是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协议赋予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有限自治权的内容，却对双方冲突的真正焦点──耶路撒冷问题、最终边界问题、难民回归问题等──采取了暂时搁置的办法。
但无论如何，《奥斯陆协议》无疑是一个胜利的里程碑。它奠定的土地换和平原则和两国方案原则，到今天仍是最深入人心的和平准则。伟人的思考能否突破俗人的众议，对任何决策者都是一个考验。
诚如阿拉法特所言，战争需要勇敢，有时候和平更需要勇敢。问题是，当这种勇敢出现犹豫和松懈的时候，和平就会从手上悄然滑落。
他走得还不够远
但在佩雷斯看来，阿拉法特走得还不够远。佩雷斯在专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在享有人们的爱戴还是采取强硬措施改变他们的生活面前，他不幸地选择了前者。他不愿意冒险失去人们的爱戴，从而引起太多的争议。”
在《奥斯陆协议》之后出现的最大和平曙光，是2000年的戴维营会谈。会谈失败的主要压力，来自散布在中东其他国家的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
签署这一协议，巴勒斯坦人就能拥有他们所能争取到的最大份额的土地和马上在东耶路撒冷建国的希望。但是，几百万难民将丧失返回家园的权利，只能获得经济补偿。这是一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话题。
尽管大部分难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很多难民的后代已经成为当地政界和商界的精英，但剥夺他们返回故土的权利总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头，阿拉法特最后没有拿起签字的笔。他在嘘声和叹息声中离开美国，却在巴勒斯坦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在后阿拉法特时代,难民问题的妥协仍然是一个充满敏感的妥协,但别无选择。很多国际观察家都认同，在阿拉法特留下来的和平遗产中，人们应该特别关注难民问题在巴勒斯坦事业中的特殊性。有专家指出，国际社会总是希望阿拉法特劝说难民接受返乡无望这个事实，这实际上将阿拉法特逼到了进退两难的“英雄末路”。
美国中东专家戴维·格罗斯曼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说，阿拉法特的拒绝是2000年7月戴维营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阿拉法特将他的人民带到了实现建国梦想的边缘，但也犯下了阻止这一梦想变为现实的错误”。
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公平的。阿拉法特的悲情在于，尽管他是作为冲突一方和以色列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对面，但是他从来就没有取得过和对方平等的政治和经济砝码。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去治病要经过占领者以色列人的批准，甚至他的灵柩被埋在哪里也要经过以色列批准。
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有实力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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