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开笼罩在著名藏族学术大师更敦群培身上的神密面纱，还其本来面目，澄清强加给更敦群培的种种不实之词，笔者于1997年7月24日至10月3日赴更敦群培出生、出家、修习、朝圣、入狱、去世的甘、青、藏区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有关更敦群培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找寻到了更敦群培的妻子和女儿，并且首次对他们进行了专访。现将其发表，以飨读者和关心更敦群培的海内外同好。
与更敦群培有缘
笔者有幸见到更敦群培的妻子和女儿，并受到她们的热情接待，可以说是与更敦群培有缘。由于在西藏和平解放前，更敦群培受到噶厦政府的迫害，使得他与妻子女儿不能团圆。更敦群培的妻子次旦玉珍亲眼看到他所遭受折磨和痛苦，看着他盛年夭折，被死神带走，母女俩孤立无援，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文化革命”时，更敦群培临终托给霍康保存的手稿被毁，次旦玉珍的工作被调换，更敦群培的女儿格吉央宗也受到牵连。次旦玉珍母女心灵再次受到伤害，此后，她们便把悲痛放在心里，再也不愿提及与更敦群培有关的事。
80年代以后，随着更敦群培的作品被整理出版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藏学界开始关注这位20世纪的藏族学术大师，西藏社科院的几位专家为了调查更敦群培在西藏活动的情况，弄清其身世，先后多次托人转告次旦玉珍，希望登门拜访，但均被婉言拒绝。1997年8月下旬，笔者到拉萨后便四处打听次旦玉珍的具体住址，希望能登门拜访，但一直没有着落。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认识了西藏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所的琼华女士，终于如愿以偿，于9月19日幸运地拜访了次旦玉珍和格吉央宗，并于后来几天，又进行了三次专访。
将这次访问，称为“意外发现”，有以下几个理由：1、更敦群培的学生兼施主，最了解更敦群培的霍康·索朗边巴先生于1983年在《西藏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更敦群培的文章，其中提及玉珍，未称全名，没有说明玉珍的身世和更敦群培去世后玉珍的情况，更不知道更敦群培还有一个女儿。笔者访问次旦玉珍时，次旦玉珍也说霍康先生不知道更敦群培有女儿。2、国外所出版的有关更敦群培的论著，其中包括德格活佛所写的《回忆更敦群培》、土登曲达写的《更敦群培传略》，都很少提及次旦玉珍，更没有提过他的女儿。法国藏学家海德所写的更敦群培的专著《安多托钵僧》，其中提到更敦群培认识的玉珍有两个，有一个来自康区的玉珍是在噶厦政府的监狱中与更敦群培认识的。而次旦玉珍说她是在昌都家乡认识更敦群培的，显然不是一个人。3、拉萨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更敦群培的妻子在拉萨，更没有听说更敦群培还有女儿。
从监禁到去世
笔者在琼华女士的带领下，来到拉萨东郊噶玛贡桑的次旦玉珍母女的住所。进屋坐定之后，说明来意，刚一提及更敦群培，玉珍就流下了悲伤的眼泪。恢复平静后，她向笔者讲述了更敦群培从印度回到西藏后直到去世的情形。
更敦群培从印度回拉萨时，只有随身携带的两个箱子，里面全是书，其中一个箱子里还有一张斯大林的像。后来，更敦群培被拘捕后，书被索康·旺钦格勒噶伦和功德林扎萨等人拿走，一只空箱子还给了玉珍，另一只空箱子被索康卓尼(秘书)拿走。更敦群培戴的一只欧米加手表和一只金戒指也被朗孜厦米本拿走。当时，女儿格吉央宗不满3岁，怕受连累，只好将她寄放在大昭寺西边鲁布的一个名叫阿觉的卖烙饼的人家里。
3年后，更敦群培出狱时，头发披肩，疯疯癫癫，已经离不开酒了。当时，他借住在旺堆康萨，这是色拉寺杰扎仓强佐的房子。后来噶厦又让他搬到八廓南街的噶雪巴家去住。玉珍为了照料更敦群培，也搬去同住。
在噶雪巴家住了一年之后，索朗勒空(农务局)又让他们搬到大昭寺广场东侧的噶如厦三楼居住。住房只有一个柱子的面积，内有一间小厨房，还有一间储藏室。噶厦的官员住在隔壁。他们将更敦群培的住所打通，上厕所要经过更敦群培狭窄的卧室，目的是为了监视。当时，索朗勒空声称每月向更敦群培提供300斤青稞和50元大洋，但后来大洋没有兑现。到1951年，更敦群培已不能行动，卧床在家。这时还有不少贵族、僧人来向他求教。西藏快解放时，孜本朗色林来让更敦群培充当发报员，被更敦群培拒绝。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一位解放军军官曾带着医生来看望过更敦群培，并为他治疗。1951年藏历八月，更敦群培在拉萨噶如厦他的住所去世，当时玉珍守在他的身旁。临终时更敦群培对玉珍说，我不愿在西藏，我讨厌西藏。去世前，更敦群培曾写信给霍康·索朗边巴，托付他保存好自己的手稿，并将装着书稿的一只大箱子交给他保管。更敦群培去世后，被抬出噶如厦，绕大昭寺一周，然后送往帕邦喀天葬场火化(许多人都说，更敦群培是被天葬的，但玉珍坚持说，朗孜厦的人告诉她说是火葬)。更敦群培去世49天后，噶厦派人将玉珍赶出噶如厦，玉珍找霍康等人求情，但毫无结果。最后只好搬出噶如厦，四处借住，过着流浪生活。
妻子和女儿的坎坷经历
次旦玉珍，1921年出生于西藏拉萨，父亲名叫卓尼顿扎，母亲名叫扎雍。父亲是昌都城里人，母亲则在乡下。玉珍的爷爷是医生，是当地的望族，因而其父亲后来当上了一世帕巴拉的管家(卓尼)。后来，其父母到拉萨朝佛，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刚到拉萨不久，就生下了女儿次旦玉珍，当时玉珍还有一个姐姐，后来患麻疹去世了。全家在拉萨住了10年，在玉珍10岁那年他们回到了老家。
1941年，更敦群培从印度回西藏考察时，在昌都作短暂停留。他住在一个汉族商人家，穿的是汉装，一身马甲大褂，当地人都以为他是汉人。玉珍的父亲爱好喝酒，玉珍便常为父亲去买酒。更敦群培住在那个汉族商人的楼上，每日通过窗子向外观看市容，一日偶然看到一个买酒的漂亮姑娘，便经常留心观察，居然看中了她。后来他托酒店的老板昂果阿协作媒，认识了次旦玉珍。更敦群培与次旦玉珍由相识到相爱，后来就悄悄地住在了一起，父母知道了，也没有反对。两个月以后，更敦群培要返回印度了，他让玉珍到拉萨去，把她养起来。这时玉珍怀孕了，但更敦群培不知道。两人依依惜别后，1942年玉珍生下了女儿格吉央宗。一年以后，玉珍带着不满两岁的格吉央宗，离开昌都随朋友到拉萨谋生。
玉珍母女初到拉萨时，住在八朗学苏孜康。不久，来了一个名叫安多洛桑的人，他询问玉珍从哪里来，是否认识更敦群培。后来，安多洛桑便对玉珍说，更敦群培托我转告你，让你们母女俩到旺堆康萨去住。当时玉珍与更敦群培的关系尚未公开，拉萨的情况也比较紧张，因而玉珍没有搬过去。在拉萨玉珍母女俩居无定所，实际上过着流浪的生活。为了生存，玉珍带着两岁的女儿到别人家去当佣人，帮人家洗衣服，做青稞酒，做家务等。后来，玉珍将小央宗寄养在他人家里，独自一人搬到旺堆康萨去了。更敦群培出狱后，住在噶雪巴家。近3年的狱中生活，更敦群培受尽了折磨，由于苦闷，他染上了酒瘾，生活难已自理。玉珍为了照料更敦群培，也搬到了噶雪巴家与他同住。这时的更敦群培不爱喝青稞酒，只喝藏白酒，喜欢吃面片和饺子。在噶雪巴家住了大约一年，又搬到大昭寺南面的噶如厦，在那里一直住到更敦群培去世。
更敦群培去世后，玉珍生活无着落，就求助于霍康·索朗边巴，在墨竹工卡霍康家的庄园加玛泽康住了两年，在庄园里干捡麦穗等农活，维持生计。1954年，玉珍被介绍到七一农场工作，先在食堂里做，后来又去种菜、饲养鸡鸭。1956年，玉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约在1964年，七一农场在拉萨开了一家门市部，玉珍被调到那里工作，主要经营各种农副产品。
“文化革命”期间，玉珍受到更敦群培牵连，被召回七一农场劳动。“文化革命”结束后，玉珍的待遇也得到改善。1981年，年满花甲的玉珍在农场工作27年以后光荣退休。
母女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更敦群培的女儿格吉央宗，1942年出生于西藏昌都，属马，她的名字是当医生的爷爷取的。央宗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1945年更敦群培回藏后不久，就被噶厦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这时玉珍母女俩就在拉萨，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一直到央宗8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可是父亲身心已受到严重催残，自身难保，已无力照顾女儿和妻子。央宗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央宗只好到八廓北街的一户人家当佣人，为人家照看孩子，一直干到13岁(央宗还陪同笔者，在霍康·强巴旦达先生的陪同下，去看了自己幼年住过的地方)。
在玉珍去了七一农场工作后，央宗被送到色新拉扎(拉萨市第一小学前身)学习，由学校包吃包住。1958年，16岁的央宗离开拉萨，前往陕西咸阳，入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前身)学习，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又被送到甘肃农业大学藏训班兽医系学习两年，结束后，又到西北民族学院畜牧科学习畜牧知识一年。
1962年，20岁的央宗从西北民族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东措区工作，同年与同在改则县工作的甘肃农业大学的同学尼玛喜结良缘。在阿里工作的20年期间，央宗在许多岗位上工作过，并于197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2年央宗调回拉萨，在自治区农垦厅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自治区农牧林业委员会，直到1997年退休。格吉央宗的家在拉萨东郊噶玛贡桑，房屋宽敞、明亮、舒适，尤如一座花园别墅。央宗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尼玛现任拉萨市动植物检疫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夫妇俩共有3个女儿，大女儿白玛，1988年毕业于林艺农牧学院，现在拉萨市兽医站工作；二女儿白珍，1992年毕业于西藏自治区卫生学校，现在拉萨市动植物检疫局工作；小女儿白央，1997年毕业于西藏民族学院，现也在拉萨工作。现在，央宗和母亲次旦玉珍都退休了，她们拿着退休金和女儿、女婿、外孙女、曾外孙生活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附记：承蒙次旦玉珍和格吉央宗两位女士和热情帮助和信任，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附一：更敦群培的生平
更敦群培，青海省同仁县双朋西构人，1903年藏历三月二十三曰出生于其父母从西藏朝佛回家的路上——湟中县宗喀吉曰山。俗名仁增朗杰。其父多吉坚赞，系宁玛派活佛，热贡(同仁)加吾人。母亲白玛吉，是从江什加迁来双朋西的。要敦群培4岁开始随父亲和夏噶巴二世的经师阿绕丹巴学习藏文文法和诗词，后被认定为在双朋西亚玛扎西寺讲经的西藏多吉扎寺的活佛吉美索朗多吉的转世，送到宁玛派寺庙亚玛扎西寺出家、学经。1910年，更敦群培7岁时其父病逝，他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9岁时写出地道的回文诗，受到高僧称赞。11岁入家乡西关寺，拜来自色拉寺的格西楚臣为师，继续学习文法和诗词。1917年依止宁玛派高僧学习宁玛派佛典，并受灌顶。后到化隆县入格鲁派寺庙地察寺，由堪钦更敦加措受比丘戒，取洁名更敦群培，并在该寺学因明和佛经3年。
1921年更敦群培离开地察寺，赴甘南拉卜楞寺，入闻思院学习因明，在此6年的学经生涯，对更敦群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藏传佛教因明学理论付诸实践，在辩经会上舌战群雄，并对拉卜楞寺奉为经典的教材历代嘉木样对五部大论的注疏进行评判，在该寺树敌；结识了在夏河传教的美国基督教牧师格雷贝娄(Criebenow，藏名喜绕丹培)，接触了基督教并开始学英语；自制机械船等，对现代文明和科技产生兴趣。
1927年，更敦群培离开拉卜楞寺，前往拉萨朝佛和学经，初寄居拉萨商入贡觉诺布家，后入哲蚌寺果莽扎仓鲁本康村学习因明和佛经，为时6年。在这期间，他常与高僧辩经切磋，佛教闻思修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并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绘画上，成为著名画家。
1934年应印度学者罗候罗(RahulSankriyayan)的邀请，更敦群培赴印度朝圣游历，历时近12年。在此期间，他掌握了英、梵、巴利等文，对印度、锡兰、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进行了考察、并与罗候罗、罗列赫(G.Roerich)合作著译，讲辩著均取得很大成绩。
1945年，因赤江和噶雪巴致函邀请，更敦群培离开印度，回到阔别多年的西藏，从措那入境，经山南到达拉萨。1946年噶厦怀疑更敦群培加入了邦达饶嘎等人建立的”西藏革命党”，但却以伪造藏币的罪名将其逮捕，关进朗孜夏监狱，后来移到雪监狱，近3年的铁窗生涯，不仅剥夺了更敦群培著书立说的权力，而且因苦闷而酗酒成瘾，导致病魔缠身，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噶厦被迫将更敦群培释放，被安排在噶如夏居住，可是此时他已病入膏育。1951年8月，年仅48岁的更敦群培含恨离开人世。
附二：更敦群培著译作品目录更敦群培在短暂的一生中，涉猎许多领域，均有建树。从1936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起，至1951年去世止，15年中共留下专著(含合著)12部，论文77篇；译著(含合译)9部，译文5篇，此外还有20多首诗作，124幅绘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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