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主体:中国扶贫基金会近日宣布,将于明年2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筹集扶贫资金。资金募集主要采取门票认购的方式,门票共分7档,最高的“总统贵宾席”门票为38000元,捐赠者可享受现场获赠证书、奖牌,以及与参会国家领导人观看晚会、合影留念等待遇,最低的门票为1800元。
“国宴募捐”是双赢慈善模式
山 蒙
鉴于国人特别是富人群体对慈善事业热情不高的现实,慈善组织设法倡导和推动慈善行为很有必要,“国宴募捐”应该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组织者称,“国宴募捐”是社会低成本参与扶贫的一个新尝试,笔者认为,这种推动慈善行为的形式其实蕴含了市场交换的机理,是一种用公共关系的价值助推慈善公举的模式。其实,这种推动慈善行为的形式并不陌生,例如某乡镇要建一所学校,号召社会捐资,许以学校建成后立碑记名的承诺,这与“国宴募捐”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两者都有三个方面的共同特点:一是慈善行为都是有条件的;二是都以公共关系方面的价值作为慈善行为的回报;三是虽然都有交换,但并不是严格按照市场法则行事,慈善行为的本质没有根本改变。
这里的公共关系价值主要是指能够满足慈善行为者在名声、赞许、生活体验等方面的需要,而又不违背正常社会规则的社会公共关系力量,例如,领导人的接见、某活动的贵宾礼遇、通报表彰、长期留名、荣誉称号、名誉成员等等。这些社会公共关系多为一种无形资产,在实现支撑或推动慈善事业的同时,不会让社会为此付出多少现实成本,而这些社会公共关系对慈善行为者又具有现实的满足需求价值。因而笔者认为,利用此类公共关系价值支撑或推动社会慈善行为,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类似“国宴募捐”这种用社会公共关系价值支撑或推动慈善公举的形式,不是纯粹的交换关系,却又包含了交换的成分,而且涉及到了社会公共关系力量的运用。因此笔者觉得,如果要变换形式或推而广之,特别是如果要在基层推行的话,就必须在社会公共关系力量的运用上把好关。如果发生了滥用的情况,就有可能出现损害公共部门形象或违反社会正常规则的不良后果,甚至可能导致以钱买名、钱权交易等不良现象。
推动社会慈善事业需要力量,更需要智慧;社会成员的慈善行为爱心,更需要引导。推动的方向应该朝着最终无需推动的理想境界努力,即慈善行为最终摆脱功利的牵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有益的尝试都值得肯定,任何奉献爱心的行为都值得赞许。
当心误导慈善文化
成 车
从本质上讲,慈善应是一种纯粹的公益行为,是出于自觉、自愿的理性付出,因而不应再带有利益期许。但现实中的不少捐赠行为本身都带有某种潜在的期许:希望能够通过捐赠来扩大知名度,提高影响力,或者为企业以后的经营发展带来某些“方便”。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慈善文化属性———慈善趋利性。
想必正是出于慈善趋利性的考虑,中国扶贫基金会才把自己举办的首场慈善晚会提升到了国宴的规格。也许这种做法最终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募捐效果,但是,这却可能误导慈善文化和财富文化。
“国宴募捐”的办法是基于慈善现状的无奈之举,却也是对慈善趋利性的一种“遵从”,因而难免会进一步“诱导”慈善的趋利性;另一方面,慈善国宴所实行的按捐款数额区别对待的做法,则可能进一步加剧慈善的趋利性———捐赠越多,利益预期值越大,从而就可能给主流慈善文化和财富文化的形成带来误导。
我们需要真正公益性的主流慈善文化和财富文化,在主流慈善文化和财富文化的形成阶段,我们更需要一种良性的引导和制度规范的力量。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慈善国宴,也理应起到这种良性的引导作用,而非形成误导———我们需要善款,但也许我们并不真的需要一场慈善国宴。
不宜张扬奢侈豪华
兴 安
组织者创新慈善扶贫工作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在认真阅读相关报道、仔细查看“中国扶贫参与网”上的相关内容后,笔者发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关键词。
“最显荣耀、最显尊贵、最具档次、最高标准”是组织者介绍这场慈善国宴所用的关键词。组织者称,国宴是国家元首或政府为招待最高国宾或在重要节日招待各界知名人士而举行的国宾级宴会,参会者将享受国宴大厅最高级别的规格待遇,享受总统级别菜式、程序和礼仪的尊贵与豪华。
笔者注意到,这场慈善国宴题为“扶贫之春———首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春节联谊会”,组织者让参会者掏钱的目的是为了捐赠“全国百县万名贫困青年培训就业工程”。而用一场豪华大宴来招待参与扶贫的人,难免给人一种“为了享受国宴而助贫”的感觉,这是不是有些别扭?
慈善事业发展的好与坏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慈善机构举办以扶危济困为主题的慈善宴会是一件好事,借一定的“配套力量”来吸引人们参加,扩大活动的影响力也属正常,对此人们是能够理解的,因为无私的奉献伟大,“有私”的爱也同样令人尊重。但是,如果顶着慈善的光环,张扬的却是奢侈与豪华,凸现的却是浓重的功利色彩,那么这样的慈善宴会不搞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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