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 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安全可靠

    沈树在上期“探索”（12月22日B3版）上所表达的观点，在质疑转基因食品的人当中很有代表性。借此答复的机会，我想多说几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

　　我写《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一文，由头是《南方周末》的报道《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网上对该报道的评论，绝大部分是在谩骂、攻击推广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甚至提高到“搞不好会断子绝孙”、“给中国人种带来损害”、“毁灭中华民族”的高度。这些人担心，吃转基因食品会改变人的基因。

　　也不是网民的科学素质就特别差，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试图消除一般人对生物技术的误解，接触了许多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包括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专职反转基因技术的反科学活动家也乘机推波助澜，吓唬外行，例如英籍华人侯美婉著的《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一书就称“食物中的基因能被人体利用”。

　　因此，我写那篇短文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无知和很常见的重大误解。由于专栏文章篇幅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讨论有关转基因作物的种种争议。

　　这两年来，我写了十来篇与转基因有关的文章，做过三次讲座，对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或导致过敏、转基因作物是否会破坏生态或导致基因污染等学术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些文章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均可在网上找到。

　　任何作物、任何食品都有可能带来环境或健康风险。没有人愚蠢到会认为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是例外。所以每一种转基因作物在推广之前、每一种转基因食品在上市之前，科学组织、科学家都要发表报告和论文，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估。

　　大家既然都承认转基因有风险，为什么分歧又那么大呢？因为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和人士把“风险”等同于“危险”，以转基因有风险为由反对推广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而科学组织和支持转基因的人士则认为，风险是可以控制、可以承受的，不应该笼统地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而应该具体分析每一种转基因产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某一种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就可以推广。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转基因是否有风险，而在于风险的可能性多高，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出现意外是否可以承受。

　　有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存在，如“吃转基因食品会改变人体基因”；有的风险可能存在，但是可以控制，如“转基因食品中外源蛋白质是否会成为过敏原的问题”；有的风险难以控制，但是并非不可承受，如转基因作物对传统作物造成所谓“基因污染”，即使真出现了，不过是在传统作物原有几万个基因中多出了一两个，并没有使其遗传发生根本改变，不是什么灾难。

　　我并非像沈树所指责的那样，斩钉截铁地认定一切转基因都是安全的。事实上，我在原文中说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安全可靠的，是上市或准备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因为这些食品都按要求做过了体外实验和动物试验，包括：机理研究———转基因生产的外源蛋白质是否会让植物产生有害成分；消化性研究———外源蛋白质是否能在消化道中被快速消化（不容易消化的蛋白质有可能导致过敏）；生物信息筛选———是否含有已知的过敏原和毒素；急性口服毒性研究———用纯化的外源蛋白质，比人类进食量高1000倍的比率喂养小鼠两周，看是否会中毒；动物营养研究———把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同类食品做比较，确定它们有相同的成分、营养和功能。

　　有人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做几十年的人体试验再上市，这是不可行的。因为食品不是药品，不可能长期对试验者的进食做出严格的控制，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判定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像在病人身上测试某种特定药品那样去测试某种食品的安全性。我认为现有的证据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因此可以放心食用。

　　我本人已吃了10年的转基因食品。许多人不知道，美国既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西红柿）是1994年在美国上市的，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60％～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记。如果有标记的话，我也会选择转基因食品，因为转基因食品不仅比较便宜，也往往比同类食品更安全，例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由于少用农药，要比同类作物更“绿色”。

　　沈树根据“生命高于一切的常识”要求对技术产品“疑罪从有”，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恐怕没有什么技术产品是不能被判定有罪的。没有证据，甚至有反面证据的怀疑，应该是“疑罪从无”，而对于有一些证据的怀疑也只应该存疑，做进一步的研究，不能就此定罪。只有在有足够的证据时才能定罪。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沈树认为我和他一样都不是转基因方面的专家，以说明我的观点不足为凭。我虽然不从事转基因技术的开发，但是我受过分子遗传学的专业训练，曾经做过多年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转基因技术不过是分子遗传学的具体应用，因此我看得懂这方面的论文，也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进展，与明显没有受过生物学训练的沈树相比，那是专得不能再专了。沈树在文章中一再以教训的口气告诉我的“专业知识”，就都是由于对生物学一知半解导致的。

　　例如，沈树认为我作为生物学博士，却把转基因和杂交做类比，是没有专业知识的表现。到现在为止，虽然有很多生物学家在读我的文章，还没有见到哪个生物学家认为我这个类比有硬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专业知识的是沈树。

　　虽然转基因作物转入的基因往往是异种生物的基因片段，但是不同物种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事实上，在病毒的作用下，跨物种的基因转移在自然界是会发生的，转基因技术和杂交技术一样，也是“对大自然的模仿”。沈树说“这种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尺度内是不可能自然发生的”是一句外行话，果真如此的话，人们还担心转基因作物与杂草发生基因交流的风险干什么？

　　杂交虽然是同种或近亲种之间的基因排列组合，但是学过遗传学的人都知道，基因重组会出现全新的性状。我们在杂交育种时，只挑选我们想要的某种新性状，但是谁能保证没有同时连锁了有害的新性状？如果转基因作物“污染”了其他作物，很容易通过检测那个外源基因而检测出来，但如果杂交品种也发生了“基因污染”是难以检测的。要是根据沈树“疑罪从有”的原则，是不是也该判定杂交品种有罪？

　　实际上，我是不是基因方面的专家，并不重要，因为我并非在标新立异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是当了主流科学界的传声筒而已，而这只要读得懂专业文献就够了。沈树虽然引用了论文，但是显然没有读过或读不懂这些论文。如沈树文章中提到，2002年英国做过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第一个人体实验———让12名健康志愿者和7名手术切除部分结肠的志愿者，食用含转基因大豆的汉堡包和牛奶冰激凌食品。结果提示：“在部分志愿者体内，有极小量的肠道细菌摄入了大豆转基因。”这个介绍是很不准确和有误导性的，很可能是从反转基因的宣传材料抄来的。真实的结果是：在健康人排出的粪便中，找不到任何转基因大豆的DNA（它们全被消化了），他们的肠道细菌内也不含转基因大豆的DNA。在结肠被切除的人排出的废物中，有3．7％的转基因大豆的DNA保留了下来，7名病人中有3人的肠道细菌体内发现了转基因大豆的DNA。而且，让这些人服用普通大豆，也能在排泄物中发现同样含量的大豆DNA。转基因DNA并不特殊。所以这项实验只是表明，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结肠被切除），有很小的一部分食物的DNA有可能被肠道细菌吸收。由于人体不可能吸收外源DNA，所以这项实验并没有说明转基因食品在任何情况下会有害健康。

　　可见，要用论文说话，反对者也讨不了好去，所以我才说：“正因为这些专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士自己也知道无法从学术上赢得辩论，所以只能散布阴谋论，把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分子生物学家全都妖魔化为利欲熏心之徒。”这是针对专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士而言的，沈树理解成针对《南方周末》的报道而言，属于误读。不过《南方周末》的报道也是想让读者有这样的印象：凡支持转基因水稻的都是有商业背景的。

　　我那么说是有反转基因活动家自己说的话为依据的。例如，侯美婉《遗传工程：美梦还是噩梦？》就这么说：“这些危害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因为大商业利益，遗传决定论的科学思想，以及工具主义自然观已经密切结合在一起。遗传决定理论为基因专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谋得了最大利益。当代许多一流的分子遗传学家要么自己拥有生物技术公司，要么与这些公司合作，或为其工作。遗传工程领域已成为一个空前商业化的科技领域，政府也日益强调这种状况的合理性，并加以推进。”

　　这种阴谋论是很有市场的。《南方都市报》2004年12月14日有一篇题为《食品转基因和文化转基因》的专栏文章，作者一口咬定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都是“政府和公司的合伙人”，在传播了一堆关于转基因的谣言之后，最后竟然高呼“抵制一切转基因！”我不过是写了一些文章澄清一般人对转基因技术的误解，也有人在网上造谣说我受美国转基因技术公司雇佣、指使。

　　我并不是说在转基因的问题上只有专家才有发言权，绝对不是。作为一项与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技术应用，值得大家的关注，它的利弊可以讨论，也应该讨论。专家也有责任参与讨论，解答公众的疑惑。但是讨论应该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之上，切忌不懂装懂，信口开河，更要当心被别有用心的反科学组织所误导。     方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