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几天前从香港去了普吉岛旅游,到现在也没有消息,请你帮我找找他……”2004年12月30日上午,这条来自一位北京朋友的短信出现在我的手机上。此时,记者刚刚离开攀牙府考腊海滩停尸场不到半小时,数百具遇难者遗体的惨状仍在眼前浮现。现场的医生刚刚告诉记者,失踪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已经接近零!不好的联想,在我的脑中产生。
我随即让朋友将那位联系不上的朋友身体特征介绍和照片发送过来。“……身高1.74米,体重65公斤,左手中指上戴着一个带有数字的银戒……他是我的男朋友,我现在快崩溃了,假如你能见到他,请你告诉他,我很爱他,无论怎样我都原谅他!”看到这行字,我和同事都不禁落泪。
中午,我赶到了普吉府政府协调中心,立即将失踪信息报给了在此处现场办公的我国驻泰大使馆官员。随后,我拿着打印的照片来到遗体照片公布墙前。扫视着一张张面相恐怖的照片,每见到一个东方人脸孔,心里都不由一颤。还好,我没有看到朋友的男朋友的照片在公布墙上。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采访中每到一处,都要先去失踪人员登记处。在熙熙攘攘的寻亲队伍中,大家能够做的就是将相关的信息记录在案,然后被告知等待电话通知。在此期间,我几次想和北京的那位朋友通电话,几次都收起了电话———对她说什么好呢。最后,只发了两条简短的短信略表安慰。
31日傍晚,我正赶写当天稿件,突然收到那位朋友的短信:“我的朋友已经联系上,没有事情了,新年一切会好的!”同事一听,倒在床上长舒了一口气。而我最想做的,是对着那个被认为在普吉岛失踪的家伙狠狠地打上一拳。(张见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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