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殿堂金庸小说二十年心灵历程
批判金庸，是因为他曾经那么长久地占据过我们的心灵
外滩记者 陆晖／报道
2004年12月23日，当30岁的《南方都市报》编辑龙涛坐在明亮的格子间里，看见报上“金庸辞职”的大字标题时，他顿时回忆起10年前，那个人满为患的课堂。
那是1995年的2月，龙涛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二本科生，他选修了严家炎教授开设的“金庸小说研究”课。在第一堂课上，龙涛看见全班的同学几乎都来了，还有许多外系的陌生面孔。在龙涛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门选修课会吸引这样多的人。
“那是大学里面第一次给本科生开这样的课，所以大家兴趣比较浓。”2005年1月1日，严家炎教授回忆说。
严家炎的开课是那一年多次掀起的金庸热的一个小结，“1994年发生的三件事是金庸小说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武侠小说研究学者陈墨说。那一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地下奔腾的八十年代
时间再往前推进8年，还是湖北枣阳一名初一学生的龙涛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在北大课堂里，把金庸小说当成课本来读。
那时一个偶然机会，他从同学那里借到了一套《书剑恩仇录》，一看之下，便明白了这书跟以前看过的卧龙生、陈青云等的小说大不相同，从此一发不可收。
龙涛的经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少年共同拥有过的，现为杭州《青年时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的俞连明第一次接触金庸小说是在小学五年级，因为不容易借到，一本《射雕英雄传》就看了很多遍，而且厚厚一本不看完舍不得睡觉，吃饭时也捧在手里。不敢上桌子，就搬个半高凳，书放上面，饭碗加点菜也放那里边看边吃。
金庸小说进入中国内地适逢开放之初，以电影《少林寺》为代表，掀起了一阵功夫热。当时的这股热潮现在看来纯朴得近乎可笑，全国大批少年离家出走学功夫竟成为那时的一个热点社会问题。
功夫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催生了一批武术杂志，其中以杭州《武林》杂志最为著名。1982年，《武林》杂志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成为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风靡一时的起点。
不过当时的大气候是，武侠小说被视为旁门左道，甚至是渲染暴力毒害少儿心灵的毒草。俞连明还记得那时看金庸小说都是偷偷摸摸，很多男生的小说都被老师没收过。
龙涛的大学同学，现为南海出版集团公司市场经理的季晟康回忆说，初中时他老家浙江义乌曾发起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港台流行歌曲和武侠小说都在清除之列。
“那时候看武侠小说被父母发现肯定要挨打，但是还是偷偷躲着看，怎么也管不住。”龙涛说。
金庸研究先行者
就在龙涛们跟父母和老师玩着捉迷藏游戏的时候，一些学术界人士，甚至是权威级的人物，开始思考起这一通俗小说热潮背后的文学意义。
严家炎教授介绍，早在1980年代初，曾主编过《中国文学史》的章培恒就写过文章，认为《天龙八部》的叙事手法和人物刻画，要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1985年，冯其镛在《中国》杂志上发表《读金庸》一文，赞扬金庸小说。这在当时，都是极富勇气开先河的举动。
严家炎自己也是1983年前后就开始接触金庸小说，看的第一部是《射雕英雄传》。当时社会上曾展开过“见义勇为”精神失落的大讨论，促动他思考侠文化的重视问题。不过还是1991年他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才开始真正萌生研究武侠小说的念头。
曾写过《新武侠二十家》等著作的陈墨，其经历比较典型。1985年，他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硕士研究生，在等待入学的这段时间比较无聊，就借了一套金庸小说回来看，结果一天一夜不停地把4本一下看完了，当时有一种非常震惊的感觉。
入学以后，1988年四五月，陈墨到江西开长篇小说研讨会，与当时《百花洲》杂志的主编蓝力生谈起当代小说，谈着谈着，蓝力生突然问他，你对金庸小说怎么看？陈一下冲口而出，比刚才谈的那些都要高多了。50多岁的蓝先生一下笑了，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不敢对人说。
随即，蓝力生便向他约了一篇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1989年，《金庸赏评》共4万多字在《百花洲》杂志上一期刊完，创下了该杂志单篇长度的纪录。随后，陈墨先后一口气出了7本关于武侠小说鉴赏的书，都由百花洲出版社出版。
被供奉的九十年代
上大学后，龙涛开始发现，读金庸小说不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同学们都在争相夸耀自己读得多、读得好。在高校中，继严家炎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冷成金教授也给本科生开设了金庸小说课，金庸研究开始蔚为大流。
而继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之后，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先后授予他名誉教授。1999年，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授其博士生导师资格。至此，金庸在学界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在另一方面，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勃兴，金庸小说也越来越成为娱乐大众的符号。从金庸小说的母源地香港看，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最具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形式，与电影电视相结合而成为大众娱乐的主流。在这里，金庸文化已不仅仅是武侠小说本身，它还至少包含了徐克的声光色影、黄的豪情才气、罗文的低吟浅唱、翁美玲的俏笑嫣然，乃至于王家卫的另类颠覆。
在内地，随着与央视的合作拍摄，金庸小说便利用电视这一最大众化的传媒，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品牌价值。
然而，随着金庸小说地位越来越高，金庸本人却开始渐渐走上了下坡路。杭州作家、《金庸传》作者傅国涌指出，1993年金庸辞去《明报》职务，宣布退出江湖，但那之后，金庸的社会活动却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偏离了他本人的身份。诸如西湖论剑、华山论剑之类的活动，不仅没给他增添光彩，却使他越来越像一个娱乐化的公众人物。
傅国涌认为，金庸本人和他的小说是分开的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然而媒体却往往出于娱乐大众的需要，将金庸与他作品中的人物混同起来，比如大量的媒体一报道就称其为“金大侠”，这是十分可笑的：“金庸不是大侠，在我看来，他更多的是一个传统型的中国文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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