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报:金庸、杨振宁和学院政治

　　张国清（浙江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

　　刚刚过去的2004年岁末，两位老人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另一个是其作品风靡华语世界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杨振宁先生因爆出与一位年轻女子的香艳美事而赢得世人赞颂；金庸先生则因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特殊身份而遭遇世人质疑。一赢一输，一褒一贬，体现了社会对待学院的两种态度，实际上透视了学院政治的两种情形。

　　假如把杨振宁和金庸的位置互换一下，让金先生充当一对老夫少妻的主角，而让杨先生爆出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新闻，那么，世人恐怕仍然会评说前者“老来不正经”而后者却显示其老当益壮或老有所为的可贵品质。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学院政治从骨子里存在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偏见，好像天底下只有以杨振宁先生为代表的学术才代表着真正的学术，像金庸先生那样的武侠小说及其相关话题，都仅仅是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是博人一笑的胡扯闲谈。遗憾的是，这种偏见不仅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一般民众的意识里，而且存在于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头脑中，甚至存在于许多人文学院院长的潜意识里。前段时间南京大学文学院董教授有关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事的评论就充分暴露了这种潜意识。

　　首先，杨振宁先生在物理学领域的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杨先生近些年做的学问几乎同物理学没有关系，他更多关注和讨论的却是中国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比如，去年早些时候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在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中提出，源自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易经》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是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他的见解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大争议。杨先生涉及的是一个典型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虽然杨先生的观点并不新颖，但是中国学界非常认真地对待杨振宁，没有人质疑杨先生的善意，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

　　相比之下，金庸先生受聘浙江大学也是认真的，他想为推动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作一些贡献。但是金庸先生的善意受到了广泛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社会，来自外界，而且来自学校内部，尤其是来自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其他大学的人文学院。认真的金庸受到了几乎整个大陆人文学界的嘲笑甚至愚弄，而金庸起初一直被蒙在“鼓励的鼓里”。于是，在那些嘲笑者和愚弄者眼里，金庸的每一次光临人文学院，无论是南京大学还是其他大学，便成了一场场“韦小宝式的”表演，一场场预先被设计好的没有预演就已确定结论的滑稽演出，金庸已经无法主导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我可以合理推测，假如在南京大学那场演讲真如董院长评论的那样“笑声不断”甚至被“轰下了台”，那么这些笑声也必定是预演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假如这些笑声是从无知大学生、天真助教甚至普通教授口中传来，那还情由可原，因为他们的视野和阅历毕竟有限，看不清问题的本质。但是，假如这些笑声出自人文学院的院长们之口，那就真正可悲啦。因为这表明这些院长们不知道自己在笑的是什么，不知道金庸的在场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真正的院长应当干些什么。在中国学院政治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这原本也无可厚非。然而，许多学者、教授虽然已经“学而优则仕”了，已经是“院长”甚至“校长”了，却没有弄清这个“仕”的真正含义。在他们眼里，这里的“仕”首先不是真正意义上从事社会公共服务，不是替学院的广大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优秀的公共产品，而是自己的社会地位、荣誉、待遇，甚至金钱、美女。于是，当金庸先生做起院长的时候，有人马上私下议论，他凭的是什么？言下之意是，他凭什么得到这样的社会地位、荣誉和待遇？所以，当金庸先生想要认真履行作为院长的职责时，当金庸想要认真地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他作为院长应当提供的“优秀公共产品”时，一些局里和局外人士都没有认真地当一回事。

　　金庸的遭遇是可悲的。但可悲的不是金庸，而是中国的人文学院甚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它表明了中国大学人文学院的封闭性或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