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失业群体”业已形成一套独特的“亚文化”

　　“新失业群体”业已形成一套独特的“亚文化”

　　他们的模样，他们的生存

　　□吕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这批人，出生以来面对的就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他们业已形成一套完全不同于其父母以及兄长的“亚文化”。诚如一篇语言虽尖刻但视角绝对犀利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拒绝长大并总觉得缺钱”：

　　“有人说：‘没有知识就要有常识；没有常识就要多看电视。’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伴随着电视机而长大，他们既不考虑知识，也不在乎常识。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更是为他们确保了富足的成长环境，改变了传统家庭‘儿女多饭盆少’的局面。

　　‘兄弟姐妹’这四个字从此仅仅成了字典上的词汇；‘孔融让梨’的情感让人再也难以切肤体会。”

　　“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有着看似特立独行的品格。他们选择职业、结交朋友都凭着个人的喜好，并且在心底里为这种独特而自豪。”(韩少华)虽然上述的情况并非“新失业群体”所独有，而是很多生于1980年代的孩子们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但这些特征在“新失业群体”的身上，尤其是他们的婚姻观念、性观念、职业观念、休闲观念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准失业”

　　在想象中，“失业”似乎应是“新失业群体”最为重要的共同“经历”或“体验”。然而，与他们的父母辈的“老失业群体”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情绪激动地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心路历程形成鲜明对比，“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对工作经历的回忆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认为并无任何刻骨铭心之处可言，甚至“失业”一词用在自己身上他们都会觉得并不合适。“我都没有就业过，我失什么业啊？”一位受访者说。

　　对很多“新失业群体”而言，“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可能最为贴切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劳动状态”：“初中毕业以后有三年时间吧，断断续续地打零工。在深圳待了一年，在朋友的一个旅店里当领班，我喜欢深圳但是能力又不行，在那地方每月挣700元，跟在家差不多，在外面还操心，就回来了。待了一段时间，就去我姨那学车，学了一个多月，能上道了，考了牌子，给人家开车拉液化气罐，后来不干了，太累。后来待着，然后又换……反正这个刚有点眉目就不干了，干腻了，就换下一个。这样换来换去有六七个吧。”

　　过去我们描绘某个个体的劳动状态时，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就业，但对“新失业群体”，在就业与失业的“二分法”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准失业”的状态。

　　对“新失业群体”而言，他们之所以会轻易地放弃一份工作，最重要的主观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不挣钱”。以长春为例，大多数被访者的月收入是300—400元，而他们对自己的收入的期待一般是每月1000—2000元，这样才够花销，否则觉得“缺钱”。

　　其实，在“新失业群体”一部分人的内心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可能不是出于“养家糊口”这样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或者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为了生存的人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工作的机会。

　　而对他们而言，失业期间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闲适”来形容，年轻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以至于他们可以这样地消磨自己的青春年华：

　　“昨天9点起床，吃饭。然后看电视，看的体育频道，看了一场球赛。这不就中午了吗？中午吃完饭，再看看电视，看看电视剧，胡乱看看。下午2：00—3：00去大坝溜达溜达，看看那里的老头老太太放风筝，挺有意思的。3点回来了就看看电视，看看体育节目，综艺节目。就到晚上该吃饭了。吃完饭看看电视，到了9点就睡觉了。每天都差不多。”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的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而“新失业群体”并没有这样的体验。

　　收入

　　“新失业群体”中最“老实本分”的“好孩子”的典型类型是：“待在家里”，日出游戏，日落归家，每日花销并不多，父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那些不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新失业群体”们(比如出去租房子同居的)，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诸如房租、伙食、水电这样的日常生活必需支出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首先，不否认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虽然不和父母一起，但仍然向父母索要“零花钱”，“逃离”原有家庭的原因仅仅在于“图热闹”、“省心烦”、“混社会”或者“求刺激”。

　　但对很多人来说，父母已经无力支付他们长期的索要和逐渐增加的消费。对大部分“新失业群体”而言，也基本上可以排除他们通过以前的工作而存有积蓄的可能：

　　“(工作的时候)每个月一千多元够花吗？”

　　“这玩意没啥够的，一千不够，一万也不够哇。”女友接过话茬说：“还不好意思说呢，平时打麻将输点，自己再买点衣服裤子啥的，都花了。”

　　于是，一种“依附”关系进入我们的视野。这种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全职同居女友”或“全职老婆”：

　　“我结婚两年了，老公是个出租车司机。工资不稳定，有时候一千，有时候不到，说不准。我现在没有收入，主要就是靠他。我们挣的钱也不攒，都花了！挣得多多花，挣得少少花……平时，白天他下班回来我就跟他在家待着，他挣钱都交给我，我管柴米油盐什么的……我就想做全职太太！也没想过生孩子的事。”

　　除了合法的工作之外，“涉黑”或者“涉灰”成为一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你没有收入，怎么生活？”“哎，我说没有收入，不是说一分钱没有，要是那样，天天喝西北风啊。只是不稳定罢了。今天这挣点，明天那挣点。有时候一个月没收入，有时候一下能挣2000多，那就出去潇洒一下。比如说昨天上午，我就替我老大的老婆给司法机关送去了10万，看看能不能再少整几年。那我能不从中得点吗？明天我还得去趟哈尔滨，替哥们‘摆事’。你给钱，不一定是打架，或者是只摆摆队型，吓唬吓唬他，都能给你弄得服服帖帖的。”

　　甚至还可以更玄：“我们的适应能力特别强，你随便把我扔在哪，我都能生活下去。就比如现在，我们同时出去，10分钟后回来，我就能拿一两千回来，你却两手空空。我不偷不抢，这就是能力。”

　　可惜的是，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重构他们在社会的缝隙中抠钱的详细过程。不过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新失业群体”在失业时获得收入的三种类型———尽管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啃老”、“依附”或“半依附”、“黑色”或“灰色”收入。

　　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和这些收入类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啃老”的人可能只能维持简单消费，也有可能过得很“浪费”；“全职女友”一方面会为柴米油盐犯愁，一方面可能也不排斥适当的奢侈；“黑色”或“灰色”收入的人的消费则和他们的收入一样是个“黑箱”。我们现在还无法在收入和消费之间作一个列联表的分析，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作为年轻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储蓄的一代。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用于消费(生存或生活)，这对未来的社会保障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容轻视的信号。

　　“梦”

　　从客观的指标来看，如果我们说“新失业群体”属于社会的底层，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社会底层，脆弱的生活链条和疲惫的心理感受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一个极端的说法是：“我跟你们(调查者)的差距太大了。你们是鸟儿在飞，我们就是那沟里的苍蝇，谁都烦我们，烦就烦呗，我只能管自己，我还能管别人怎么想？”

　　作为年轻人，向上流动作为一个“梦”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诸多结构性的限制又常常让他们感到这是个“白日梦”。有的人选择了无奈地面对生活，有的人则寄希望于“一夜暴富”式的博彩。一些人不奢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诸如企业家、白领那样的“成功人士”，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维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需求”。

　　“圈子”

　　“新失业群体”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那么他们究竟能够依靠谁？又是从哪里获得支持的呢？

　　人们的一个常见的想象是，他们可以通过血缘关系获得帮助。但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他们很少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实质性的帮助，这既有客观上的限制(“大家都是穷亲戚”)，也有主观上的排斥(“不愿意到亲戚的店里干活，很多东西说不清，还不如给别人打工来得爽快。”)———后者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日益冷淡的血缘关系和日益强化的利益关系。

　　既然血缘关系已经淡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就会相应上升。每个“新失业群体”都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他们的“圈子”在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你既然想变好，为什么还和胖子这种(自称败类的)人来往呢？”

　　“(短暂的沉默)你和别人交往，除了看别人是什么样的人，还得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我自己就这×样，还能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呢？我去找人家，人家能甩(东北方言，理睬的意思)我吗？胖子说我们是社会的‘败类’，他也许是，可我不是。但我只能和这种人混在一起。”

　　但在圈子里，信任还是比较缺乏：“在这个社会上混，靠的就是朋友多。但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靠得住。其他的人跟我说话，我都要在头脑中考虑一下，过一下滤，想想他是不是骗我的……其他人说多了都是假的，只有在金钱上能流动的才是真的。”

　　婚姻

　　“新失业群体”中的许多数人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与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期许不同，大多数“新失业群体”在泛婚姻问题上的现状是：同居的多，结婚的少。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这事嘛，怎么说呢，现在同居其实也很正常是吧，至于结婚嘛，至少得等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行，还得找个真正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我和他生活了两年，感觉还是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不过也说不定哪天头脑一热，就嫁给他了(笑)。我们还年轻，还没到安定的时候。”

　　这一现象与媒体所报道的所谓白领阶层中的“单身族”、“丁克族”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选择单身的原因主要是价值层面的“叛逆”、事业上的追求或者生活圈子的狭小，而“新失业群体”之所以不结婚，首先还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因素。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婚姻，早已不单纯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家族利益、经济利益的群体事件。

　　然而“结不起婚”仅仅是一个客观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结婚”，“不想结婚”的原因很多，有的是逃避社会责任，有的是图个潇洒自由，还有的，则对现代婚姻抱有深深的“恐惧”。

　　但是，婚姻可以抵制，性的需要却不能抗拒。于是，同居，成了正当青壮年的他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