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经济学教授，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本刊专栏作家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自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奉行混合经济体制，由庞大的政府承担广泛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职能，从市场分担了大量的财富和物品的分配。美国似乎有所不同，但真的如此吗？不管它过去如何，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必须决定是否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国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社会民主主义。
过去，至少从种种传说来看，美国几乎没有发生过“向下流动”的情形——即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整体性地向下滑落，跨越阶层。相反，在美国内战前，你有可能先是劈木头，然后跑西部,凭自己的实力发迹，并最终官至总统——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在二战后那一代，你可以在工会联盟的制造企业中保全一份蓝领工作，或者爬到白领管理机构之巅，这里有职业保障、相对丰厚的薪酬、长期而稳定的职业阶梯。
这样的勤劳致富其实是个半真半假的故事。到西部拓荒得付出昂贵代价，大篷车并不便宜，即使是在二战后的第一代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主要是白人男性，才能在有工会组织的资本集约型大型制造企业——如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或者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中获得一份收入不错且稳定的工作。但至少，美国社会享受过黄金时代，尤其是在二战后多年，不论教育程度或家庭背景如何，多数未受教育的美国人也都能找到一份“有前途”的工作，过上经济稳定、安全有保障的生活。1960年代，美国已婚男性的平均失业率只有2.7%，找到新工作相对容易。大约从1948年到1973年这个时期，社会学家们开始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了。
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后二战时期是个参考点，尽管这多半是段非正常的时期。在二战结束后初期，由于美国市场未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外部竞争实质上对美国经济毫无影响。与此同时，战争抑制了对汽车、洗衣机、冰箱、割草机、电视机等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巨大需求。
当时的政府政策最初是进行经常性军事开支与研发，其后是得到联邦公路工程项目支持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和郊区化以及为人们从联邦住房管理局申请住房贷款提供补贴。发轫于新政并在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监管制度和行为准则——社会保障、有工会组织的劳动关系、市场监管——开始全面实施。
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外部竞争的缺乏，政府支持和管制的社会体制，加之大量的私人保险（在欧洲是公共社会保险），使得二战后的美国坐享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诸多实惠。美国经济并没有因受到优厚的福利或高税收的重压而崩溃。美国人，尤其是男性白人，无需担心机会与保障不可兼得，因为美国有二者可兼而得之的优势条件。公司福利资本主义代替了在欧洲中由政府提供福利的社会民主主义。
美国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鱼和熊掌它都兼而得之：机会与创业共存的保障体系。看起来这正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既然如此，何须费神再实行由政府推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呢？为什么要实行呢？它又能带来什么呢？
但如今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典型的美国雇主已不再是通用汽车公司，而是沃尔玛。私人企业正在通过不断减少员工的固定福利，如养老金、健康保险及其他形式的保险，以降低经济风险。
日益突出的收入不平衡矛盾增加了经济游戏的危险。一个不能平衡国内财政的政府不可能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事实上，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已经预见到这一点，认为未来几年美国的宏观经济很脆弱，而且有75%的概率会暴发一场大规模的美元危机。
美国的下一代将会是替大部分美国人承受“整体下流”的一代。由此产生的政治斗争将决定美国究竟是越来越靠近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规范，还是另辟蹊径，找寻能承受美国的高经济风险和悬殊的贫富收入差距，并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翻译/龚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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