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听说我要回国，高兴地连说，‘这下终于心定了’。可我自己，真的还想在灾区多待几天，多救治哪怕一个病人也好。”今天中午，刚从芭东医院会诊归来的阴忆青医生，对记者诉说他的“两难”。不约而同，其他几位医生都有这般“苦水”。
8天，艰苦的日子。海啸过后，灾区最需要医生的时候，上海卫生救援队成了全世界第一支出现在普吉岛的卫生救援队。冒着风险，竭尽奉献，他们度过这8天。如今任务完成要走了，他们“其实不想走，其实还想留。”
五星红旗———中国的友好与帮助
今天晚上，救援队举行临别聚餐。这是8天来，救援队唯一像样的聚餐。
“我们走到哪里，这面国旗就跟到哪里。”副领队艾开兴记得清楚，1月5日在芭东海滩义诊，五星红旗一挂起来，寻医问诊的灾民蜂拥而至，各国记者的摄像头、照相机也都聚焦于此。“那份自豪啊，我们尽的只是医生救死扶伤职责，在灾民眼中，却是整个中国对他们的友好和帮助。”
救援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陈悦舍不得走，理由很简单，“救援队在灾区，当地人看到我们，老远就露出非常热情的笑容。很多灾民连连跷起大拇指说，‘中国!中国！’”
救援队唯一的女将郑吉莉护士说，灾民们对中国医生医术绝对信任，不管是否已经拿到处方，只要看到中国医生，他们总是抢着征求一下意见。
袁国平医生清楚记得，1月1日救援队根据难民聚居点流行病学调查，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连夜送到泰国卫生部，受到高度重视。泰政府部门要求全国各灾民聚居点全都按中国医生的建议规范整改。
干这行，什么时候想到过害怕
上海救援队要面对繁忙的工作，更有各种潜伏的危险。见到记者，阴忆青医生好一顿揶揄，都是你们“害”的，我老妈看了你们报道，为我担心得连觉都睡不着。可是，他所经历的上千具遇难者遗体集中清理场面，任凭谁来执笔，都能让读者吓上半天。这就是救援队员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万一爆发疫情，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不过，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参加救援行动。”
“干咱这行的，什么时候想过害怕。”上海疾控中心顾宝柯医生是救援队中最年长的一位。“非典”时，他曾参与过四位“非典”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到普吉岛以来，他不顾自己50岁“高龄”，和年轻人一样东奔西跑。大家都说，老顾的头发这几天明显减少，可能是太累的关系。
记者眼前，几乎所有的救援队员都黑了。郑吉莉尽管涂了最高指数的防晒霜，可还是挡不住强烈的紫外线。前两天，她脸上甚至发起了皮炎，幸亏及时用药才消了肿。救援队领队潘启超说，刚到普吉时，几乎所有队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腹泻、水土不服呀，但没有人下“火线”。大家坐4、5小时的车赶往最危险的遇难者遗体集中停放点，“路上能吃的就是面包、干炒饭，吃得人嗓子眼都冒烟。”
如果不是记者一再追问，很多救援队员早就不想再说这些吃过的苦。“这些都过去了，我特意关照儿子，不许拿老爸在泰国参与救援的事炫耀，因为这只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艾开兴说。
“让我们一起为这8天的救援工作干杯，愿泰国灾民早日重新拥有美好家园！”上海救援队员们共同祝福，为赴泰救援画上圆满句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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