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2004年12月6日，有媒体以《深圳罗湖原女公安局长接受男警员性贿赂被双规》为题目，披露了“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分局长安惠君任职期间，涉嫌‘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一事。

　　报道中提到，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2004年12月27日，深圳市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提请许可对安惠君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其中只提到安惠君涉嫌接受贿赂31万元、港元4万元，未提及安是否涉嫌性贿赂一事。对此，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潘晓表示，安惠君是否涉嫌性贿赂，“不属检察机关侦查范围，因此没有提及”。

　　核心提示

　　不容否认的一点是，从古至今“性贿赂”现象都客观地存在，那么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性观念以及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性贿赂”到底是罪还是道德败坏？

　　对于这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社会现象，应该靠什么去制约与调整？

　　是否需要将“性贿赂”纳入受贿罪的打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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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出台司法解释对“性贿赂”作出规范？

　　相关事件

　　2002年，人们对原湖北天门市委“五毒书记”张二江“在任职期间曾利用职权与其妻以外的107名女子有染”的关注程度似乎超出了其贪污、受贿犯罪本身。但在最后的判决中，张二江被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其中没有涉及“性贿赂”一节。两年后，面对“女张二江”安惠君一案，检方“性贿赂不属检察机关侦查范围”，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性贿赂”一词上。

　　重点名词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交锋1

　　“性贿赂”不应纳入贿赂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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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贿赂”就为了获取物质利益

　　张青松：我国刑法把贿赂物明确地限定在“财物”范围内，而“性”是一种行为，一种感受，因此，不应把“性贿赂”纳入贿赂的范畴。

　　王顺安：贿赂总是伴随着一定的财产性利益在里面。它虽然只是一种行为，但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产性利益，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可以“折算”出财产性利益的。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性贿赂”应该是贿赂的一种。

　　交锋2

　　给“性贿赂”定罪是立法本意

　　vs

　　可将“性贿赂”作为“从重情节”

　　王顺安：在没有新的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给“性贿赂”定罪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不能将其纳入贿赂罪，不能滥扩贿赂罪的范围。

　　张起淮：从立法本意讲，应将“性贿赂”纳入贿赂罪。因为，在“性贿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达到个人的目的”，这与权、钱交易的后果是一样的。

　　徐苏林：“性贿赂”不构成犯罪。但在现实中，权、钱交易背后往往都隐藏着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检察机关可以将其作为侦破案件的一个突破口。而且，在定罪量刑时，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从重情节”。

　　交锋3

　　刑法无“性贿赂”内容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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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性贿赂”归入法律应缓进

　　张起淮：许多国家都将“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我国也应将贿赂犯罪的内容扩充到包含非物质性利益，弥补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

　　另外，将“性贿赂”提升为犯罪则可以运用刑事侦查手段来收集证据，能较为容易地突破案件。

　　徐苏林：“性贿赂”不宜纳入刑法调整。“性贿赂”因为没有“实物交易”，在取证、定性上有很大困难。

　　王顺安：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国家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抑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而目前我国对“性贿赂”的严重程度尚缺乏实践性研究，因此，对“性贿赂”定罪还是缓进为妥。

　　交锋4

　　现行法律完全可打击“性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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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性贿赂”应完善内部机制

　　张青松：从宏观角度看，贿赂问题应靠完善内部的约束、监督机制来解决。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贿赂的发生。

　　徐苏林：对于“性贿赂”问题，现行的法律并不是“无计可施”，应先分清“性贿赂”的性质。如果是卖淫人员，可以按照治安管理方面的规定或行政法规进行处罚；如果是因“性贿赂”越权提拔干部，除党纪和行政手段外，还可以按现行刑法中的“渎职罪”进行追究。

　　另外，实际上很多“性贿赂”行为都能并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案件中一起处理，而贪官的“二奶”、“情妇”都会不同程度地卷入这个贪官的犯罪活动中，最后受到法律的制裁。

　　圆桌主持/戴燕军　摄/记者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