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并且在上海居住了几十年的上海人，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这就是关于上海话的前途。
还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官方媒体都不承认上海话，在所有的广播电台和后来更为普及的电视里，上海话是听不见的。惟一的例外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里有一个名字叫什么阿福根的节目，这个节目到是采用的上海话，但是，无论是从语调还是从内容来听，那个节目是专门为上海郊区的民众服务的，和真正意义上说的上海人关系并不大。
还有一个对上海话实行清剿的地方就是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很多学校都规定在学校里禁止讲上海话。老师上课自然不要去说了，学生哪怕是放学了，或者是课间休息，也不能在学校里和同学讲上海话。这样的一种规定使人产生的印象就是上海话是一种要被淘汰的语言。
然而，上海市民是上海话的勇敢捍卫者。他们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毫无限制地愉快地使用着上海话，家里、弄堂里、办公室、商店或者马路上，到处都是。最让人叫绝的是，有的上海人居然能用上海话念报纸，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因为要知道，报纸是有着最多陈词滥调最多新造名词的地方，完全采用上海话来念，我试问过很多人，甚至很老法的上海人，都表示难以胜任。我还听到过有人在追悼会上为逝者致悼词也采用了上海话，这在我听来感到很新鲜，因为那也是很难掌握很书面的。
上海人这样做并不是诚心要和官方推行的“大讲普通话”运动唱什么对台戏，而是，对绝大多数的上海人来说，没有这个习惯。而且，对那些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来说，可能要他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都操练普通话，那将是一件非常难以完成的事情。虽然也有一些人这样做了，但是，最终必将会闹出诸如跑大腿（原意是抱大腿）之类的让人喷饭的笑话。
所有的官方官办媒体都拒绝使用上海话，使得上海话只能真正地回到民间。而在民间状态下的上海话，开始进入了一种老化和严重的退化现象。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和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去了海外生活的上海人所运用的那些上海话，都是很优雅很动听的，让人听上去简直就如同是在听说书一样，措辞讲究，语调雅致，清新悦耳，赏心悦目。可是，这样的老上海话在我上述所说的历史阶段中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他们哪怕是掌握着再好的上海话，也由于他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决定了他们不是掌握上海话命运的主人。而与此同时，社会连绵不断地灾难又给了整个社会一直到语言的败坏创造了条件，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上海话迅速地走向衰败，上海话在缺少社会引导的前提下，任由老百姓又尤其是一些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不高的社会阶层来创造，语言日益变得粗糙和粗俗起来，以至于越来越多的非常难听的口语开始在上海话中蔓延，例如帮帮忙、拐浪头、开大兴、拗身段之类，发展到后来，所出现的淘糨糊、不要太什么什么，那叫人听起来简直浑身上下非起鸡皮疙瘩不可。而且，叫人感到伤心的是，我还发现使用这些语言的不仅仅是那些低层的民间人士，连大学老师知识分子艺术家甚至高级干部都在使用，这简直叫人哭笑不得。上海话所出现的这种低俗化倾向的原因并不难找，就是因为失去了官方认可和社会引导和维护，上海话已经成为社会低俗阶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一种无人看管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语言。
上海话之所以会处于这样悲惨的境地，和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由官方创办的“大讲普通话”运动是有直接关系的。我查找了一下有关为这个运动做理论依据的文章，似乎也并不是很清楚他们的观点。官方创办“大讲普通话”运动的时间很早，大概从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当时，提倡这个新的时尚概念的目的可能是由于中国实在太大，各地语言的差异太多，中国是个什么东西都爱讲统一的国家，所以，语言的统一就成为必然。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只要一旦决定了，你就不必再去怀疑什么，不管你想不想得通，就这么办了。于是，并不只是在上海，全国各地都展开了清剿地方语言提倡普通话的运动。从事这场运动的人头脑中无法抑制地幻想着整个中国，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讲一种语言，那该是多么美好啊。新的时尚总是给人以好感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是这样。不论你是上海的，还是东北的，年轻人们很容易地就开始在他们父母那辈的语言当中发现了很多陈旧不堪的东西，他们厌烦自己也还是像他们父母那样一生都只会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无一例外的，都是土里土气的，只要离开本土，立即就会显得十分可笑。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一代是推广普通话运动的最积极的拥戴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惟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如果不想把自己的社会关系全得罪完的话，那么你在某些场合例如说在家里，还是应该操持和你父母一样的语言，那样会显得亲切自如。
耐人寻味的是，推广普通话运动也并不是全国上下政策都一刀切的。例如说广东，我发现整个广东地区广东话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广播和电视里，甚至在歌曲里，都总是喋喋不休地在说着广东的地方语言。这个现象和广东地区受到香港的影响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广东不仅在文化上和香港同出一源，而且是地理上，在广播电视所需要的接收范围上，无法切断和香港的密切联系，而香港人长期以来，文化上除了受英国的深刻影响之外，作为本土性的文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力推行以广东地方语言和趣味的文化。在整个八十年代当中，香港的这种文化影响甚至超出了对广东地区，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中国。在今天的中国，哪怕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你都可能发现当地有不少的年轻人可以直接用粤语唱卡拉OK，而他们的粤语水平也就仅限于那几首歌曲和歌词。这可真是一种罕见的语言文化现象。
对广东地区这种肆无忌惮地使用地方语言，官方并没有表示什么禁令，原因是为了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了比之普及普通话更加重要的香港回归。
不过，就全国来说，推广普通话运动并不只是说说玩的，是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加以执行的。上海话就是在这场运动中被清剿得比较厉害的一种语言。好在语言说到底还只是一种文化范畴里的东西，不能强制执行，所以，官方抹杀之后，可怜的上海话出现了我前面说到的低俗化，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而最近这几年以来，我还发现，上海话已经并不只是一个低俗的问题了，而是很多上海的小孩子现在都不大会说上海话了，几乎没有一个小孩可以用上海话说完一个完整句子的，里面都需要夹杂一些无法绕过去但只有用普通话才能表达的词汇。这种现象发展非常迅猛，年轻孩子由于无法向自己的前辈请教，因此也无法顾及什么把这样不成体系的语言直接带到家里，学校里甚至社会上。这种混装式的上海话这几年简直就像瘟疫一样传染着年代一代，并逐步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特殊语言。上海话在经历了低俗化之后，又进入了支离破碎的不伦不类阶段。
与推广普通话也有着一定关系的是，中国文学当中也过于集中地使用北方语言，不管你是哪里的作家，也不管你写的是哪里的生活，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北方语言。我们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强烈感受，鲁迅、沈从文、茅盾、萧红、郁达夫，他们似乎都有着各自的语言，而那语言与他们所写的生活是那么地一致，那么地像那么回事。当代中国文学当中的这种语言多样性正在大面积地消失，地方语言就像方言一样受到歧视。作家的创作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语言特色，作家们都这样随大流，那么对语言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民众就更加不要去说了。
我看到一位经济学家的文章，说，美国虽然和中国几乎一样大，但是，从南到北语言的差异并不大。的确是这样。我到美国去，无论是最北面的缅因州还是到了最南方的德克萨斯，从英语的角度说，相差的确不是很大，根本不像我们国家，一个地方甚至严重到一个村子就是一种腔调，语言的差异和区别太多太密了。经济学家指出，美国也有“推广普通话”运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就完成了语言的同化。而语言的同化往往征兆着经济高潮的到来。统一的语言给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信息互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经济学家的这些分析让我感到很犹豫，一方面是推广普通话阻力很大，成绩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各地方言都已经被打压得快要断气，像上海话这样急速退化和俗化的方言我相信在中国绝对不只是个别现象，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又对语言的统一提出了迫切而明确的要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怎么办呢？
我还是比较相信自然的力量。我对推广普通话并不反感，我只是觉得中国和美国太不一样了，不要什么事情都去和美国比，美国才多长的历史，中国呢？历史的传统的东西不要轻易去否定，它能传下来，总有它的道理，不要去人为地阻断它，压制它。中国地方语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民间文化宝库，应该让它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吴侬软语，春风杨柳，这些都是江南水乡的特色，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消失，我们现在因为暂时的贫困对这些东西嫉恶如仇，总有一天，我们会幡然醒悟，悔不当初。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魏心宏
文章来源：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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