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4日 11:35)
CCTV.com消息（纪事）：2004年10月2日，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发生了一起在中国职业足球史上最严重的恶性事件。在中超联赛第十四轮北京国安队对沈阳金德队的比赛中，由于主裁判一次有争议的判罚，北京国安队队员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选择了罢赛。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意外的罢赛事件竟然成为了引发中国足球一系列大事件的导火索。徐明，中超联赛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他是福布斯中国排行榜上最年轻的富豪，无论是在商界还是足球界，徐明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徐明提出，所有俱乐部应该联合起来，敦促中国足协进行改革。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七家中超足球俱乐部的响应，上海，辽宁，青岛，四川，深圳几家俱乐部的投资人先后来到北京。
一个发生在球场内的罢赛事件开始演化成一场震动中国足坛的改革风暴。中国足协很快做出了反应，召开了由各俱乐部总经理参加的中超委员会会议，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双方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一致。双方确定，将在10月22日召开首次有足协官员参加的中超投资人联席会议，研讨投资人提出的改革提案。但是两天之后，事情急转直下。徐明接到了阎世铎的电话，他被告知，22日的会议将被推迟到四天之后，也就是在10月26日举行。俱乐部的步步紧逼让愈演愈烈的中超改革风暴进一步升级，并把作为行业领导的中国足协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对于中国足协来说，改革，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阎世铎 中国足球协会执行副主席，2004年，他一手开创了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没想到，中超联赛在它开赛的第一年就陷入了严重危机。假球，黑哨，赌球，暴力。这些在中国足球甲A联赛时期就一直存在的现象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中超联赛的元年愈演愈烈。2004年10月，球场内外积压下的所有矛盾纷争丑恶，终于到了爆发的时刻。还是在10月22日的投资人联席会议上，投资人们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俱乐部提出中国足协在联赛管理上必须政企分离，并归还本应属于俱乐部的联赛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同时还要求中国足协按照投资人的时间表延迟联赛，改革整顿后再重新开赛。
在投资人会议结束之后,冉雄飞是第一个鼓掌的记者。他说“我今天觉得的确很感动，因为说实话现在足球的改革真的是迫在眉睫。像我采访中超很多年的一个记者，我现在不愿意采访中超联赛。应该说从2000年开始吧我对中国足球有点厌恶了，像我要采访中国国家队，但是也是为了生活，的确因为你如果知道太多的真相，太多的球市 一种默契一种关系，或者一种潜在的因素在左右这个比赛结果的话，那么你对个那个联赛就失去兴趣了，而且如果中国足球这样持续下去的话，我们所有人的饭（碗）都被砸了，应该说包括球员打一场假球，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你挣了钱，但是你砸的是大家的饭碗，这个饭碗砸掉以后，说白了 足球是全世界里面最能够产生社会效益的，最能产生产业效益的一个品牌，但是在中国为什么会搞成这样所以我当时也想，真的很想问到底是体制的问题还是人的素质的问题。我觉得他们谈到的是体制的一种障碍，但是我觉得人的素质也是其中之一。”
在中超联赛章程中规定：联赛管理上采取了管办分离的机制，即中国足协负责宏观调控，而联赛的管理权和经营权都归属于由12家俱乐部组成的中超委员会。但在联赛真正开始后，足协依旧进行直接管理，联赛的经营权也仍旧由足协名下的福特宝公司开发。张海：深圳健力宝足球队投资人，两年前他斥资1亿元人民币收购了深圳健力宝队，并设定了三年内联赛夺冠的目标。张海说：“拿走的是我主场的正面的广告牌和十九个赞助商，那我现在好了我球队要去找赞助商的时候，说跟你联赛又冲突了。汽车不能做 手机不能做，电讯不能做 服装不能做，所有东西不能做，比赛快打完的时候，轮胎你可以做。不是开玩笑嘛，深圳为了这个东西影响了我五千万的收入。”李承鹏说：“他要想赚钱，所以说后来有一天我知道情况，徐明和张海去了阎世铎办公室，进门第一句话徐明就跟阎世铎说阎主席呀，记者都说我是来革你的命，其实不是 我冤枉呀，我不是来革命的，我是来求你救救我的命。张海曾经拿过一个单子给我看，今年我们俱乐部还欠六千多万的工资和奖金，如果加上个人所得税的话八千多万，我没法付这个钱。所以说这样的话不是说他想和足协过不去，他想闹事，他没法活下去了，你体制无法让它成为一种良性的循环。”对于中超联赛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足协负责人阎世铎有着自己的解释 阎世铎说：“中国足协在这一方面来讲也是考虑了俱乐部的利益。是不是是考虑得那么充分或者是说那么理想，这些问题来讲我觉得有待于下一步进一步探讨。”
对于俱乐部投资人们的改革提案，中国足协将按照计划，在10月26日召开由足协官员和俱乐部投资人共同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并做出最终决定。能不能按照投资人的提议改革？改革又该如何进行？问题的答案也许都将在10月26日那一天尘埃落定。
此时，正是中超改革风波悬而未决的敏感时刻，因此，这天下午开始的中超联赛的第十七轮比赛又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由于近几轮联赛事故不断，没有人知道这一轮联赛能不能安全进行。为了争取国家体育总局对改革提案的支持，投资人们计划发表一封致体育总局的公开信。为此，辽宁中顺俱乐部总经理张曙光特地约冉雄飞见面，希望这封信能在他所在的《体坛周报》发表。“各有各的线嘛，我们也有体育总局的朋友，都在那儿上班的人。”
所以说那种态度肯定是，所以我们也不敢说。但是你们借我们的这个是借磨杀驴， 你们借磨杀驴，那就是你们本身想作，就是借我们这个口而已，因为徐明和张海他们就怕足协拖着不干，因为足球联赛是有时间表的，一拖就是一年一个赛季就没有了，这个是有时间表的。结果等于说他们说的一定采取压力，没有压力就动不了，但是我想压力一定得有理由，第一个我们绝不能说罢赛，叫延迟比赛，延迟比赛跟罢赛不是一回事，延迟是环境好了我再打，这个性质有差别的。第二个就说，我们现在目前为什么要延迟，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太差了，已经失控了，其实球队已经失控了，不只一个球队，所有的球队基本上都失控了。至少是十二支里面起码有十支左右，而且现在的都是，外面都放风，都是什么老板让放的，什么股东让放的 放风。更多的来讲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停下来不一定是错啊，停下来不一定是错，整顿好了再打啊，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希望你们中国足协能引起高度重视，应该有个改革的迫切性，有个时间表，我们看这七家俱乐部，你说我就是不玩了，我损失的是什么呢？损失的就是我不要再赔钱了，其实他们把这个都想透了才可能产生这种东西，但是反过来说他们最希望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一定是在法制轨道上进行的。我可以讲一个细节实际上说的大家可能都不相信这一次我们的联席会议反复地学习了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的精神，你比如说我这儿有重要的条条纲纲要我们都划出来了，都反复读过，说了以后你们可能都不相信，这个我们都反复读，读了好几遍了。你看这个题目都是反复学，包括就是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执政转变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政治分开。你看这些，我是在写这封给总局领导的信里面，我可以这么说把这个决定重要一条读了五遍，整个文章读了三遍，这是学十六大文件的初衷吗？我们学十六大初衷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符合不符合党的基本方针。我们必须因为这些企业家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从资本上来讲的话他有两个天性，这个我过去就讲过第一个天性叫逐利，就是要追求利益，投资要讲求回报，要不然就不叫资本去投资，没有意义了。亏损是任何资本都不想看到的。第二个希望是有序，有序是什么就是什么事都讲究规则。这个环境要稳定，不能混乱。如果这个投资环境乱七八糟。没有诚信没有公信力，那什么都一塌糊涂了，谁也不敢来做这个事儿。你们可以翻开历史看嘛，现在这些联赛都是比较成功了，现在大连据说又罢赛了，现在这个比赛场场有问题，每场都出问题，所以为什么一直不敢停，就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联赛的利益问题，他这一停了那赞助商找他要钱，他是经营主体嘛， 所以他这个政企要分开。因为你分开了，我就是执法的，你没必要，我就让你赢，你亏损你的事儿啊。现在是个政企不分，实际上他不敢停，直接导致执法不利。”
在七位投资人刚刚提出延迟中超比赛提议的关键时刻，发生了罢赛事件，这，让本来已经僵持不下的局面横生枝节。有人猜测，这次罢赛，让以徐明为首的投资人们为此陷于被动。
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罢赛风波，几位投资人要闭门讨论对策。足球职业联赛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一直是这次改革风暴中争论的焦点。由俱乐部投资的中超联赛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一直都由中国足协分配。而这次俱乐部投资人的改革提案，不但要求中国足协归还本来属于俱乐部的联赛管理权和经营权，还要求拥有中超联赛的所有权。对于足协来说，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难以接受的。阎世铎说：“实际上来讲在这个国际足联章程当中第十二章第七十一条应该有这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就是说国际足联其会员协会和各州际足联是为其什么呢， 其赛事和竞赛所产生的所有权利的最初拥有者。其内容、时间、地点和法律是不受这些国家的限制。”俱乐部投资人认为，无论是作为社团组织还是政府部门，中国足协都不应该把持联赛的所有权。联赛的利益，到底归属于足协还是俱乐部，双方各执一词。张海说：“所谓最初产权的理解，就是你会员单位组织的管辖下的比赛。什么叫管辖下，就是你管辖下球队的比赛，各级国家队赛事，深圳足球俱乐部 国安足球俱乐部，我又不是中国足协的会员，我又不是你中国足协的，你又不是我的股东，我怎么你是管辖下的单位。我们之间打比赛就是市场的 商业的比赛。”阎世铎说：“作为中国足球的管理部门就是各种财务权利播放和录制权利，还有多媒体的版权，市场开发和推广的权利以及无形资产的权利，实际上这些权利都是国家协会的。”
从提出足球改革开始，关于足球联赛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俱乐部的投资人们就一直希望能够得到国际足联权威的解释，10月25日，他们再次得到了国际足联的答复。无论是对于投资人的改革提案，还是对于刚刚发生的实德罢赛事件，中国足协一直都没有表明态度。10月25日晚，中国足协连夜召集所有的副主席开会，为第二天的会议做最后的准备。中国足协的22位副主席中，17位副主席由各省市的体育局局长担任。这次，足协特地邀请他们来到了北京，共同面对投资人提出的改革提议。按照中国足协章程的相关规定：这次投资人们提出的的改革提案，在10月26日的会议中，只要能争得22位副主席中的三分之二的一致意见，即可否决或者通过。这天晚上，记者们在这里一直等到深夜，他们最希望采访的阎世铎并没有出现。与此同时，七家俱乐部投资人也聚集在北京国安宾馆开会。毕竟，第二天的会议将决定他们提出的中超联赛改革计划的命运李丹阳 是中超冠城俱乐部总经理，明天的会议以后，能不能按照俱乐部的希望实施改革，他的心里也没有把握。“其实有可能推呀，一推推到明年去了。我们就怕赛程一比完就推到明年了，那大家的积极性就被打入冷宫了，我们就怕足协拖，所以说申请延迟比赛就这样。现在有三点，第一个是时间的拖延，他一拖，我根本就成为废人言了，第二个是层层汇报，征求了地方足协意见，体育局的意见，再征求更上一层领导的意见，现在就是说先把方向定下来，时间确定下来，具体措施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要请很多专业人员来了，本以为今天判断就行。大方向的事情全部同意，在具体的细节，技术细节上争论 然后拖时间，足协就没时间没办法拖了，拖了就没意思了，拖了我跟你说，我这些人都闹了，改革你再拖的话，再拖过冬天，商务开发你没办法开发，现在你招呼谁，谁给你买单啊。”
2004年10月26日九点整，从10月2日国安罢赛开始至今24天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超改革风波中所有的焦点人物都坐在了一起。在大宝饭店的会议室里，一边是掌握着权力的中国足协官员，一边是掌握资本的俱乐部投资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改革的命运，将在这一天的会议上被决定。记者们离开以后，会议室里的较量也正式开始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几位俱乐部投资人才走出会议室，出现在记者们面前。上午的会议结束后，足协的副主席们要对俱乐部投资人的提案进行表决。整整一个下午，俱乐部的投资人们都守在一间酒店里，等待着来自中国足协的消息。傍晚时分，投资人得到了来自中国足协的消息：副主席们已经商定了四点决议，包括公开本年度财务和暂停今年中超联赛降级。中国足协拒绝延迟中超剩余场次比赛，不过他们却表明了支持改革的态度，并且表达了一个没有时间表的改革决心。
2004年11月11日，中国足协对媒体公布了中超改革小组的人员构成，在改革小组15个成员中，中超俱乐部只占了七个名额，并且只能由总经理代表俱乐部参加。这意味着，在中国足协的改革计划中，俱乐部投资人已经出局。
2004年11月17日晚9点，广州天河体育场。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以7:0的大比分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但是，中国足球队依旧以总进球数的一个进球之差落后于小组对手科威特队，无缘2006年德国世界杯预选赛。
对于创痕累累的中国足球来说。这次的失利也许意味着死亡，但只有死亡，才有可能换来中国足球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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