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4年4月公布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9。《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研究》课题组一位专家说:“如果只是个别省份出现出生性别比高，到了婚育年龄的男性可以通过从别的省份移民来解决，但是现在全国都面临着‘婚姻挤压’的问题——一个人找不到妻子很正常，可一群人集体找不到妻子就是天大的事儿了”（黑加仑）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城市化
“如果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婚姻挤压’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鸿雁说。
人口出生性别比指的是每新生100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的数量。人口统计学中有一个公式进行表述:男婴/女婴×100。从国际经验来看，正常范围在103～107，即每100个出生婴儿里，男婴数量比女婴多3到7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陈卫很风趣地解释说:“上帝是很公平的。虽然男婴的出生率高于女婴，但是男婴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死亡率也比女婴高，这样到了20多岁进入婚龄，性别比正好是100∶100。”
陈卫说:“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自古以来就高于西方。从世界上不同种族的人来看，黑人出生性别比在103下限，黄种人在107属于上限，白种人居中。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属于正常范围偏高。这种平衡，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被打破。”
根据我国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计算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比为116。如果以0～4岁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来考察最近几年的失衡状况，以下数据更让人焦虑:1995年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18.38，1996年是119.98，1997年是120.14。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到的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是120.17。2003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得到的0～4岁人口的平均性别比为121.22。这就是说，我国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不但在继续上升，而且，如果以107为最高警戒线，已经比正常值高出了许多。
陈卫在分析了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后指出，目前我国婴幼儿性别比的失衡出现城市化的特点，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省份，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出生性别比越失调。
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学者们注意到的现象是:“乡村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在失调、城市和乡镇的出生性别比虽有上升但相对较低。”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给世人以更大的震惊:出生婴儿性别比已经全面失调——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和镇，都在迅速攀升。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准，在2000年出生的婴儿当中，城市的性别比为113.02、城镇的性别比为117.13、乡村的性别比为119.30。回推到1990年左右，城市的性别比为110.64、城镇的性别比为113.61、乡村的性别比为111.18。在地理分布上，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扩散。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翼教授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城市快速扩张吸纳周边农村地区的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不仅加大了计生部门监控的难度，也把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偏好生育观带入了城市生活。其中的一些人在城市化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家庭迁入城里。这是造成城市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之一，另外，城市性别比失调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金钱对生育过程的侵蚀。
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社会精英”对出生婴儿的性别选择，加剧了城市出生性别比的结构矛盾。
确定胎儿性别技术与只生一个共同推动了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刘鸿雁认为，刺激中国普遍出现男性偏好，除了姓氏传承等文化传统惯性，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江浙等省，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也对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就越明显。那些土地辽阔、人口政策比较放宽、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和西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才低于107的警戒线。
数年前，有人曾经设想，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主要由农村落后的生育文化所导致。要解决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可以通过乡村的城镇化来找出路。张翼就此指出，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论，虽然城镇化可以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聚落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但根植于人们心底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形态的变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城市人居高不下的婴幼儿性别比结构，已经证明了这种设想的破产。
“婚姻挤压”与“代际公平”
2004年5月份，一部新出版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该书的两位作者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男性比例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将男女性别比例与安全问题挂钩，指出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光棍》一书的两位作者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分别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和英国肯特大学从事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亚洲广为普及，越来越多的父母利用这项技术在胎儿出生之前就把女孩打掉。这导致亚洲国家年轻一代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例如在中国，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而这一年龄组的正常性别比率应为100∶105或者更低。他们认为，这将导致在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人找不到妻子。
两位学者认为，妇女的缺乏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光棍阶层。在中国和印度，到2020年，光棍将占到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的12%至15%。
他们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最终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中国清朝末年的“捻军”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光棍叛乱集团”所控制的地区一度拥有600万人口。
这本书在英美学者当中引起了较大争议，明显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一时之间，《纽约时报》等媒体成了两派学者之间论战的战场。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研究中心还于7月19日以“我们的安全是否被‘太多男人’威胁？”为题，举行了一场针对此书的研讨会。
对此，国内的很多学者并不以为然。张翼说:“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他也承认，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如果持续，除了影响人口再生产，还将对社会生活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婚姻性别挤压问题。按90年代出生性别比推算，目前0～20岁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大致相当于20岁3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将导致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种现象更令人担忧。”重庆工商大学王宗萍教授说，婚姻迁移的一般规律是女性的梯级迁移，比较形象的比喻是:山上的姑娘嫁到山脚，山脚的姑娘嫁到邻近的平原，平原上的姑娘嫁到城市郊区，郊区的姑娘嫁进城市。这种女性梯级迁移的结果是，“过剩”的男性将大量集中在山上、山脚等地区。王宗萍认为，如果这些“过剩”男性能比较均匀地分散在全国，他们尚不至于引发突出的社会问题。但当这些“过剩”男性高度集中在少数贫穷、落后地区时，这些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将会严重得多。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张翼认为，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
其次是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婚姻性别挤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传统家庭的稳定受到威胁。容易滋生性犯罪，拐卖妇女现象，甚至可能出现一妻多夫、不婚、混居等多种可能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认为，这也必然将导致男性同性恋的大规模出现。
再就是就业性别挤压问题。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
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范畴代际公平，也称代际储存，即每一代要为后面的世代储存多少。他反对对时间的偏爱，即反对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或者只顾现在而不管未来，他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不能以当代人的福利为绝对核心损害下一代人的公平份额。
显然，一代人在男女选择上非自然的偏好是对下一代公平份额不在场的强占，这会对下一代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依附于“讨不到老婆”之上的是一系列麻烦的社会问题: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暴力增加、婚姻不稳定等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代际间垂直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少，可在下一代人无法自己掌握的命运方面，上一代人应该有代际公平的集体自觉。男女比例显然是下一代人无法自控的因素，他们一出生下来就必须面对和承受“高性别比”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的大背景——上代人人为的结果:传统意识下，中国的姓只有男的可以传下去。
代际公平是代际间利益分配的公共问题，离散的市民社会是很难形成这种代际公平的理念的，必须依靠政府。张翼认为，在这方面韩国的做法值得借鉴。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和中国一样，出生性别比达到114，但现在已经降下来了。张翼说，在韩国，实行的人口政策是family planning，即不强制少生，但在政策上会对多生者进行限制，少生的人会比多生的获得社会生活各方面更多的优惠。而在我国，实行的是birth control，生育政策是国家政府行为，妇女必须有生育指标才能生产。另外，韩国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先对医生进行培训，明确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技术控制到思想矫正改变民间非自然的男女偏好。
张晓刚油画作品:《大家庭》系列之一
马寅初
因经济变化而导致的少生子女的愿望，常常比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更为有效
人口怪圈
在不远的将来，城市可能会变得更加拥挤，但它们的增长却有助于生育率的下降
城市化加速
城市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对后代的看法
更少的子女
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很快也将走上富裕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
全球人口的膨胀趋势正在减弱
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子女的数目
2050年每个女性生育的子女数目
马尔萨斯
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还包括结构问题
幸福的三口之家
（后排左起）:张庭尧、张庭华、郑平、张庭孟、张庭凯
（前排左起）:胡瑞清、张庭顺、张世杰
人类依据供给和需求形成的价格机制却不能引导人类最有“效率”地利用能源
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宣传队经常到农村乡镇进行宣传演出
一代人在男女选择上非自然的偏好是对下一代公平份额不在场的强占，这会对下一代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