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达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口约为5亿，经过短短的55年时间，人口猛增8亿至13亿，并且在这中间的后半期还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人口膨胀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一是就业困难，就业岗位与人口增长不成正比，引起城乡大量劳动力闲置或劳动力廉价。二是居住紧张，耕居矛盾突出，为提高生活质量，缓解居住紧张矛盾，就得占用大量耕田，从而减少农产品供给，或影响土地生息。三是环境严重恶化，影响环境的因素从现象上看是企业，但最终原因是人口，为适应人的生活，必须生产大量的生活用品，由于人口增加，生产生活用品的原材料也极度开发，致使环境严重恶化。
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遏制了人口的膨胀势头。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人口结构失衡随之出现：人口老化和性别失衡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影响，并且影响会越来越明显。一是国家战斗力下降。家庭后代一根制，为保这条根，许多家庭对保卫国家、社会治安、以及社会其他高危险性岗位尽量回避，使这些岗位招人困难，影响国家的安全。二是经济缺乏活力。老年人口激增，相对劳动人口减少，劳动成果的分配必将更多地转移到养老金的支付上，劳动人口得到的劳动成果相应减少，从而使经济活力下降。三是性别比例失衡，男性多于女性，必然产生男性独自度日，或同性相伴等现象，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等等。因此，无论是人口数量膨胀，还是人口结构失衡对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
要解决人口数量膨胀和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必须搞清产生问题的原因。对于产生人口结构失衡问题的原因应该是清楚的，结构失衡的老龄化问题是人口数量膨胀后严格控制生育引起的，而性别比例失衡问题是人们旧思想和控制生育共同引起的。但是对人口数量膨胀原因的解释至今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一曰受封建思想影响，生子为传宗接代；二曰落后的小农经济靠劳动力生存，多子多福；三是国家领导人错判形势，鼓励生育。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对生育有刺激作用，但这是中国历来存在的观念，不是新中国建立后才形成的。而历史带给新中国的是5亿人口，人口数量膨胀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因此，无论是旧观念的强化，还是领导人鼓励作用的放大，都是其他基础性条件作用的结果。
这个基础性条件就是制度。解放以后公有制的资产制度和计划经济的分配制度是人口膨胀的最根本制度因素。解放前人口生育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家庭资产，家庭生育数量主要由家庭资产决定。例如在靠地吃饭的农村，一亩地能养活几口人农民自己明白，没有土地或土地少生育多意味着，轻则极度贫困，重则饿死、丢弃或送养。再加上旧中国医疗等社会条件差，相应地人口增长缓慢。解放以后家庭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制约家庭生育的直接边界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按人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按人分住房（农村分宅地）、按人分粮食、按人分布匹、按人分油盐柴等生活资料，只要有人就能分到生活资料，要得到生活资料的前提是要有人。在这种制度下，生育的基础在家庭，而养育的责任全交给了国家（集体）。家庭生育多，在公有资产中获得就多，家庭生育少，在公有资产中得到就少，家庭没有生育，意味着公有资产中得不到。这就是建国后人口膨胀的制度因素。
根据现实人口结构状况，下一步将进入既控制人口数量，又改善人口结构的新阶段，并且改善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在现阶段难度更高。因为控制人口数量主要是调节增量，而改善人口结构主要是调节存量，人口存量中存在的性别年龄等不能改变，只有增加新人口数量去抵消原有人口结构失衡所产生的副作用。但增加人口数量必须放宽现有的生育政策，而放宽生育政策会否人口再度膨胀，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上面已经分析了人口膨胀的原因，人们广泛存在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旧思想在短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这些原因仍会长期地刺激着家庭的生育。但是这种刺激作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在逐步地弱化。特别是刺激家庭生育的制度性因素，通过国家不断地深化改革在不断地强化对家庭生育的制约，家庭生育养育的责任正加快地从国家（集体）转移到家庭。城市农村生活资料按人分配的计划体制的范围在缩小，制度对人口控制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城乡制度改革的程度不同，其控制家庭生育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制度变革在城市更彻底一些，效果就显得明显。城市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以家庭购置商品房代替按人分配的福利房，吃、穿、用等生活资料高度依赖市场，生人育人的边际成本更高，家庭控制人口的自觉性更好。而农村制度变革相对滞后，按人分配的政策仍相当普遍。例如按人分承包地，按人分宅基地，按人分征地补偿费，还有许多生活资料可自产，许多因素仍然刺激着家庭的生育欲。虽然城乡改革程度不同，但是制度变革对家庭生育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现在生育率下降不光是生育政策的单一作用，而是制度变革和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随着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制度对家庭生育的控制作用越来越强，政策的作用越来越淡化，最后趋向自然。虽然在农村制度变革相对滞后，但也在不断推进，再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生育的控制作用也在日益增强。因此，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必要对目前的生育政策作适当放宽，增加部分新生人口，以抵消不断恶化的人口结构给社会带来的部分副作用。不能等到人口零增长时再考虑人口政策的调整。
但是放宽了生育政策并不等于取消政策，特别是农村地区制度制约相当薄弱，仍要严格监督，确保人口仍受计划控制。另一方面，适当放宽了人口生育政策并不等于就自然消除了人口结构失衡所带来的副作用。其实由于人口结构失衡引起的问题，还远没有被我们所认识，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加强对人口的研究，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者系宁波市江北区区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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