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又到了每年一度的回家愁票阶段，由于加大了工资的清欠力度，一些已经拿到了工钱的农民工，为了避开车票紧张、涨价，率先踏上了回家的行程，春运仿佛提前“热”了起来。但是，还有90％的人原地未动，许多读者纷纷打来电话，对正规售票窗口买不到票，票贩子那里却应有尽有的状况感到非常困惑。今年票贩子还会多不多？就此，记者到火车站、铁路公安部门、对目前的春运情况进行了调查采访。
目击现场：票贩子依然忙碌
2005年1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西客站，刚下了一场雪，天气出奇地寒冷，但是，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返乡的旅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候车室挤得满满当当，售票口又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广场上，记者看到新增添的一辆白色流动报警面包车从东到西走走停停，几辆单人驾驶的新式电瓶小警车来回穿梭其间；每个进出口，也多了些手持对讲机的警察，让人不由联想起某些警匪影视里的场景。的确，前几天还大声叫卖的票贩子在这里不见了身影，忽然间记者亲身感觉到肃静了很多。
票贩子真的被清理干净了吗？记者从火车站出来往东走，离广场不远，就有Ｎ个“要票吗，要票吗”的声音开始不绝于耳，在与火车站紧邻的公共汽车站的出入口，还有汽车站北侧的马路边，“勤奋敬业”的票贩子随处可见。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有位中年妇女发现从身边经过的记者稍有犹豫，便特别热情地紧盯不放，尾随记者其后几十米。“你去哪儿，我可以给你便宜。”“包头的有没有？”“有啊！”加多少钱？”“80元。”“太贵了。”“我这里有发票，你可以报销啊。”
在和记者交谈价格的过程中，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扎羊角辫的女孩跑进中年妇女怀抱里，老太太却接过话茬，问要几号的，哪个车次的，俨然像位行家里手，并且让记者跟着她往远处走，显然她们是一伙的，记者边走边问，“车站买不上，你们这里为什么有票？”“我们也是打工的，真正弄到票的是我们老板。”
在一个偏僻的招待所门前，他们停了下来。“我去找我们的老板，你在这里等一下。”记者站在那里抽烟，这时里面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穿着军大衣的青年汉子，上下审视了记者一番，操着东北口音问“是你要票吗？把钱交过来。”“我过来先看一下，你的车票不会假吗？”“交了钱才让看票，看什么看！”青年汉子马上失望地走开，嘴里还说着脏话。
在随后与几个票贩子交谈中，他们都是谨小慎微，倒不是害怕记者，而是担心记者是便衣。因此，在西客站活跃的这些票贩子人选里，记者发现主要是年轻小伙子、带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孕妇、残疾人，基本上都是一帮一伙，很少有单枪匹马“工作”的。
不一会儿，又有位操着河南口音的中年男人再一次跟上了挎包的记者。“10张去内蒙古包头的卧铺票，能买上吗？大家伙让我过来先看看，过几天怕买不上，还怕买上假票。”“能啊，不过，10张票你得提前三天订，当天的买不上，一下子拿不了那么多。你放心，北方没有假票，买不上假的，不像南方有假票，这都是有关系的从火车站里批出来的真票。”记者掏出一盒“一支笔”香烟，递一根给他，问：“老兄，家是哪里的？”他看看牌子，高兴地点燃说：“河南南阳。”“为什么来这里干这个？”“赚钱啊，在我们那儿挣不上钱。”“在火车站售票口买不上票，你们怎么能搞到票？”“售票员还能打不出来票？基本上都是内部关系把票买走了。像这几天，去四川成都的1363，车站里提前20天的座号票就买不上了，我们这里就有。”为了揽住生意，他让一个年轻同伙给记者写了张有电话和姓的纸条：13521xxxxx，石。
记者再次来到火车站售票口，找见了几位去往四川成都方向的民工，果然发现售票口的确只卖站票。几个民工由于买不上座号票而焦急万分，他们的南方话快而难懂，但是记者基本上都能听明白，大意是因为他们在工地附近的车票零售点没有买上票，就打了辆出租车到西客站来，到这里结果是提前3天去成都的票也买不上，如果买20张站票，都是一起的，在一个车厢站也站不下，可是，刚才在入口处有个女票贩子，自称她那里就有，并且当场用手机打了电话，20张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又害怕是假票，现在钱还有防伪标志，但是车票又没有，20张好几千块钱，真的假了，去哪里找她？他们真搞不明白，既然有票，车站里为什么只卖给票贩子，而不卖给他们。
返乡乘客：多亏有了票贩子
走进第5候车室，这里正有发往“南阳、广州、重庆”的列车，记者采访到了几位返乡回重庆的民工，“你们的火车票有座号吗？是怎么买到的？”“都有座号，是我们工地上老板从票贩子手里买到的，每个人多加收了20元钱。”“你们为什么不来车站买不加钱的票？”“来了，买不上。”“你们那里有多少民工？”“我们老板有3个工地，大概有200多人吧。”随后，记者又采访了从广州来北京出差的某药品公司的李先生，他是5日到的北京，同事让他提前买车票，他认为春运还没有到，会买不上票吗，谁知结果就是如此。他在北京又没有铁路部门的关系和朋友，只好多花了80元钱从票贩子那里买了一张，多亏有了票贩子，他庆幸道。
“有了票贩子，回家就放心。”老家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宋女士快人快语，她在候车室告诉记者：“买票最好去找票贩子，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车次每天只有一趟，每到春节前夕，都为卧铺票发愁。网上订票试探了一次，准时拿到了票，谁料去年离春节还有10天，网上订票点都停止了业务，上不去，于是赶紧找同学帮忙，已经有新疆同学答应为解决车票，谁知真到了回京的时候，那位信誓旦旦负责车票问题的同学，却只拿来了一张卧铺车票，同学也很难为情，解释说他也没想到今年车票会这么困难，情急之下，我不得不开始和票贩子打上交道。和票贩子一聊才知道，其实事情很好解决，只要每张票多花100元，就能不慌不忙地拿到卧铺票，想要几张就有几张，只要沉得住气，离开车时间越近，票越便宜，票贩子也怕车票砸到手上啊！有了票贩子在旁边压阵，最后的时刻，只要一家人能聚到一起就行了，因此那次回家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后别管什么春节假日，只要有票贩子，就不愁回不了家。虽然票贩子票贵了些，但算算找朋友订票的麻烦：同学一个星期没睡好觉，最后为了搞到票还请了两天假，父母在最后时刻差点在火车站急出心脏病来，我和老公上车后又折腾了几个小时，所有这些隐性损失加起来远远大于票贩子的支出。所以，如果回家不选择飞机，又不想欠人情的话，坐火车，找票贩子就成。”
票贩子内幕：收入高办法多
采访期间，记者约了位自称知道票贩子内幕的朋友。大概是职业的关系，这位开旅行社多年叫阿雪的蒙古族女孩子，没少与票贩子打交道，其中一个最铁的哥们，还因为倒票去年刚进了一次监狱，本来阿雪打算带他一起见记者，由于提起倒票特别敏感，因此他不愿意直接见记者。听说记者在车站采访票贩子，阿雪笑着说：“在车站你根本采不到真正票贩子的，所谓的大票贩子都在幕后，你很难见到其真面目，车站广场见到的已经是四等、五等的票贩子了。”
记者仍然不明白票贩子是怎样具体操作的，她笑笑说：“没有秘密的，只是花钱买票，只是买得早一点，要交一定的手续费。一般散客买票是提前三天，票贩子可以提前十天买到手。”当记者问到旅行社是不是参与了倒票，她说这是行规，不能对外讲的。但是她在后来的谈话中流露，订票户、售票代理点、旅行社或者有代订车票业务的中介机构，也是票贩子最大的票源，仅这部分车票就占总售票的20％。铁路局允许代售，有一些中介机构就把自己权限内的票务参与倒票经营，有的倒成了高级票贩子。春运紧张时期，一些大票贩子还走雇人排队购票的路子，另外，现在还有异地购票，票贩子到广州、上海、成都买来北京始发的车票，然后坐飞机来北京找没有车票的票贩子销售。在高额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费点脑子是什么办法都会想到的。
接着她向记者介绍，目前的票贩子大致分为四五个等级，从铁路直接拿票的应该是高级票贩子，在北京市这样级别的也就是十多个，一般都直接与车站有相当硬相当铁的关系，这里面有不可告人权钱黑交易，这个过程大家在心里都很清楚。但是，你们记者就是很难采访到，如果能采访到就可以改行做公安了。二等的票贩子是和高级票贩子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他们拿到车票然后再分批给下一级的票贩子，以此类推，像传销一样运作，越是上面的票贩子挣得越多，还不用奔波劳累。在每年正月的时候，一张票就加收200元，几万张就能赚二三百万元。
据他们说，去年春运高潮时，全国就铁路每天发送旅客的总量约为350万－400万人，每天“跑”到票贩子手里的火车票不少于100万张；如果按照一张火车票加价100元到200元不等计算，每天票贩子们就从倒卖火车票中获利不下1个亿，按照每年40天计算，就是三四十亿元流进了票贩子的腰包，北京站在春运期间是日均发送旅客10万－15万人，一个票贩子获利在300万元，次一些的200万元，再次一些的获利在80万元，是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啊！多数的票控制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这些人赚得多又不需要抛头露面，铁路公安部门抓到的多是些小喽罗，高层次的票贩子，他们根本就抓不到的，有着如此丰厚的利润，警方如何严打重罚都难根除顽疾，更何况对大量的、一般的票贩子们仅仅只能作治安处罚。
是谁“鼓”了春运票贩子的腰包
据记者了解，在商业行业中，火车站周围的票贩子们经营的这个工作，不亏是当今生命力最顽强的职业，虽然有现代化的警察队伍，但是他们能抓贩毒、凶杀、嫖猖，却未能彻底清理掉票贩子，有两个不争的事实就让他们束手无策，那便是政府的某些部门某些人给予了充足的财政支持，还有众多归心似箭返乡人们广阔的市场需求，把春运票贩子的腰包填得鼓鼓的。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接触到许多行业的人士，北京孟宪生律师认为，倒卖车票的行为实际上是违反市场管理秩序的行为，严重者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倒卖车票、船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尽管如此，盗卖车票的行为为什么屡禁不止？这是因为有其特殊性。倒票行为的市场空间很大，很多旅客为了尽快成行，愿意购买票贩子的高价票，并不认为自己被侵害，也就不报案，公安机关打击很难奏效。另外。倒票行为机动性强，而且每一笔交易金额相对较小。很难有证据能够对倒票者定罪。火车票购票者实名制也许是解决倒票问题的根本办法。飞机票是实名制，所以，没有倒票者。
一位经济学专家认为，票贩子们生存的最关键条件，是由于车票的需求大于供给，因此进而非常容易地产生了差价，所以票贩子们就有了生存的土壤。每年春运，各地都措施鲜明地去堵截票贩子的生财之道，但是更多的是只伤其筋骨，并未触击到心脏要害。关键的问题是贩票子手上的票到底都是从哪里来的？有几个票贩子是自己排队买票再转手倒卖的？相当一部分的票还是通过不正当渠道从票务部门倒腾出来的，其实，票贩子只不过是他们的中转代理罢了，真正的票贩子应该是票务部门的幕后人，警方打击的多是铤而走险只拿一些微利的游兵散勇，而他们身后的大老板，此时正在家里欣赏着警方打击票贩子的新闻，数着花花绿绿的票子偷着乐呢。
铁路部门：特别谨小慎微
接到采访任务，记者首先电话联系铁路公安部门，但是当提到“票贩子”这个话题时，明显感觉对方非常敏感，结果遭遇以“春运还没有开始”而拒绝前去采访，虽然让记者留下了电话和手机号码，答应两三天和记者联系，可以两个星期过去，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后来，记者独自来到北京站，这里与西客站相比，乘客不是很多，在售票室“036”服务牌子下，站着一位警察同志，记者主动向前套近乎，“现在不算紧张吧？”“不紧张，还不到时候。”“现在票贩子不多吧？”“还不多，紧张的时候，就开始调集北京周边派出所的警力打击。”“春运期间好买票吗？”“不好买，现在60多个售票口，每个口卖五六万元，到春运紧张的时候也是这个数，没有票可卖。”“那票都跑那里去了？”这时，警察同志开始认真打量问话人，“你是记者吧？没有上级指示，我们不接受采访的。”在车站四楼，记者找到了警察同志说的宣传科，有位中年男工作人员看了递上去的报纸，还要记者的证件，检查过后让等一下，这时出现一位年纪稍大些的负责人，婉言表示不允许采访，介绍记者先到北京铁路分局联系，说是那里同意采访了，这里才会同意。记者匆匆赶到分局对外宣传报道组，他们并没有安排下车站采访的意思，而是给了10页打印好的“新闻通稿”，记者翻了起来，发现全是些“报喜不报忧”的文件，有些于心不甘地问：“今年春运铁路公安部门有没有与往年不同的应急措施？”“都在新闻稿子里。”“能不能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怎么买票？”“这个我们不能说，现在说了，他们买不上票都找我们这里来了。”
记者从新闻通稿里获悉：北京铁路分局成立了“打击倒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北京铁路公安处成立了打击“票贩子”小分队，并将在北京站、北京西客站召开打击“票贩子”公审大会，对打击票贩子有功人员进行重奖。（文/本报记者苏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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