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云南省妇联和昆明市妇联在他们联合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中称，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基本上不会主动关心外来务工人群在城市的生活、生存状况，对外来人口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问题也是如此。
所有被访谈者和被调查者都表示曾经遭受过歧视，消除歧视是他们的最大希望。但是，在对全国省、市、区等27个政府部门领导及管理人员的调查中，他们多数都认为自己在政策上并不存在歧视问题。然而，他们在问卷中的回答却是：“外来工对昆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素质低，是导致城市不卫生和不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政策上并不认为自己对外来工歧视，内心却对外来工“既需要又嫌弃”。笔者想，正是城市政府这种在政策掩盖之下的消极态度导致了城市中的事实歧视。
在对待外来工问题上，以上报道很具代表性。大致剖析一下，城市政府对外来工的基本心态有以下三点：需要外来工的劳务，但反感外来工的“低素质”，潜意识中排斥他们；需要外来工的劳务，但是不愿他们来“沾城市的光”，心理上还有“你们”、“我们”的区分；不愿承认对外来工的歧视，把“不歧视”仅写进政策，但在心理上远不能做到“不歧视”。
五十多年的城乡二元社会，在城乡之间设置了一条巨大鸿沟，潜意识中的“你们”、“我们”，仍然挥之难去。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政绩考评，还是围绕着本地区的有形指标转来转去。而“本地区”意味着什么？是地域加户籍的概念。外来工创造的价值，可以作为分子而增值，外来工的人数，却可以不纳入分母；而他们的生存，则可以交给市场。有了这样的“存在”状态，外来工的命运又怎么能受到城市管理者的关注呢？
应该看到，现在城市中伴随农民进城而来的“混合城市人”，行为上具有了客观的二元性，使城市事务具有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混合特征。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上产生分化，新的矛盾和冲突浮出水面。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的政府不应对外来工的认识停留在“你们”“我们”的层次上，应致力于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意识形态上消除二元结构，帮助农民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否也应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评中。
什么时候，城市政府能够正视自身存在的“管理盲区”，主动自觉地以创造性工作解决城市二元冲突，外来工的歧视感才能真正消除。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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