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眉生与苏加诺结识，早在印尼得到国际公认真正独立之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在苏加诺和另一位民族运动领袖哈达的领导下，爆发了“八月革命”，8月17日宣布独立，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与哈达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但不久，荷兰殖民军卷土重来，立足未稳的新生政权不得不离开雅加达，将共和国首都临时迁往日惹。
位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南部的历史名城日惹，虽然是荷兰扶持的苏丹王朝领地，但却有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传统。19世纪初曾与荷兰殖民者战斗达五年之久，因此，也是当时印尼历史命运的一所“吉宅”。印尼宣布独立和迁都日惹时，苏丹哈孟古．布沃诺九世给予全力支持。
1946年夏季，年仅19岁的司徒眉生，以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临时记者的身份，第一次被派遣采访重要国务活动——共和国“临时国民大会”，“临时国民大会”选在离日惹400多公里的玛琅召开，司徒眉生先从雅加达飞抵日惹，然后又乘火车赶往玛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苏加诺也同乘一趟列车赶往玛琅，而且，此行竟与苏加诺结下不解之缘！
记不清火车走了几个小时了，忽然苏加诺总统来到记者云集的车厢里看望。他逐一和每个记者握手问候，当得知司徒是其中最年轻且又是仅有两位华人记者时，马上产生了兴趣。因当时能掌握纯正印尼语言文字的华文报记者很少，好奇地询问：“你的印尼话在哪学的？”
司徒答：“是专门在一个印尼文补习班学了一年多。”
苏加诺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留下很深印象。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苏加诺总统又两次过来与司徒眉生聊天。最后一次要分手时，问司徒：“你到玛琅有住的地方没有？”
“谢谢您，有，由大会统一安排。”司徒很感激地回答。
苏加诺诚恳地说：“万一住宿有问题，找我的副官。”随即把副官介绍给司徒眉生：“如果没地方住，你就同他住在一起。”
三天的“临时国民大会”，司徒眉生虽然天天都能在会场见到总统的身影，但终没有碰面的机会。一直到返回路上，记者们依然和总统一趟专列，司徒才又见到苏加诺。
“住的怎样？”总统见面就问。“有地方住，所以就没有去打扰您。”司徒眉生回答。
“你什么时间回雅加达？如果来得及，到总统府来聊聊。”苏加诺回过头又叮嘱副官一句：“你去找他。”谁知，抵达日惹后的第二天下午，总统副官就开车到司徒眉生下榻的宾馆来接他去总统府。
总统和司徒眉生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详细询问了他的家庭、个人经历等情况。显然，总统心里已经在酝酿着什么。末了，苏加诺交代副官：“以后眉生再来日惹采访，你一定要引他来见我。”
从此往后，司徒眉生与苏加诺总统的交往正式开始了。转眼到了1949年末，与荷兰签订圆桌会议协定。1950年8月，苏加诺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尼共和国，共和国政府和苏加诺总统正式还都雅加达。此时的司徒眉生，已经成了可以自由进出总统府的熟客，苏加诺总统与司徒眉生之间也相知日深。总统越来越喜欢这个既会中文（包括普通话、广东话、客家话），又懂荷兰语、英语、印尼语的朴实勇敢的小伙子；而司徒眉生则更加敬重这位浑身洋溢着理想与才华的开国元首。
有道是，机遇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苏加诺从中学时代起，就深受中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主义的影响，对政治运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是一位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伟大的民族主义者。而司徒眉生从小跟随父母从事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十四、五岁时就曾坐过日本侵略者九个月的牢狱，饱经磨练，也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共同的理想，让他们迅速聚拢在一起；共同的追求，更让他们看到彼此在未来征途中的价值。
如果说，司徒眉生认识苏加诺总统纯粹是一种巧合，那么，苏加诺对司徒眉生的赏识与重用，却是有备于事业与志向的需求。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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