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抢先全球化了。一场看上去并没有给中国造成直接损失的印度洋海啸，却引发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道德紧张和群体焦虑。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号召与个人自愿，富人冷淡与慈善机制……这些均昭示着中国人全球化思考的开始。
文/胡赳赳
没有诺亚方舟，人类必须自救。
“海啸”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同情心。尽管苏珊·桑塔格曾在《论摄影》中驳斥了现代性的照相技术是“光荣的精神污染形式”，当仿真的照片顶着现实之名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现实本身的力量便受到削弱，不断地重复使人们“久而久之，便会滋生麻木冷漠，倾向于把苦难作为一种消费”。
当各大通讯社将印度尼西亚亚齐省首府班达亚齐海滨地区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卫星图片传至世界每一个角落时，人们开始震惊于事实并且感同身受。在中国，一年一度的例牌节目－－央视庆祝元旦晚会被临时取消，当受灾死亡人数从几万上升到十几万时，人们终于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这是拉登的咒语所引发的海啸，那么还能找到一个可以实施还击的战略目标。问题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文明和现代文明碰撞的结果是，现代文明被吞噬。罗大佑在《绿色恐怖分子》中唱道：“你用绿色恐怖暗杀普世价值/全世界都把你叹为观止”，不知道他会不会为海啸也写这么一首歌。
海啸让我们联想到二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想起十多年前的华东水灾，想起刚刚过去一年多但却似乎很遥远的SARS，这些同样是民族记忆里不可磨灭的伤痕。但与这些“自己的苦难”不同的是，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发生在数千里之外、看上去并没有给中国造成直接损失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究竟会想什么？
旁观者的心理重建
“每次从媒体上看到死亡数字一下涨很多、一下涨很多，我都会尖叫。”人民大学学生黄微子这样描述说，她祖籍福建，有很多远亲在东南亚一带，“我很难过，很心痛，虽然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很模糊的，但能想象得到。”
清华大学由学生志愿组织发起的募捐活动一直到元月10日才结束，他们很快得到了校方的支持，校方领导带头募捐，在清华大学著名的“清华学堂”处就摆放着一个半人来高的红色捐款箱，上面有醒目的清华大学校徽。清华大学一位团委干部说：“清华常年有各类捐款活动，义举在这里很平常。”
一位热心人士评价说：“有谁看到富人献血？让富人捐款就跟让富人献血一样，这些善事不是穷人、就是学生在做。”
清华大学的校内新闻说：“清华大学师生半天捐款7.3万元。”对此，一位媒体研究人士无奈地说，似乎捐款多少也可以成为一个竞相攀比的值，媒体也热衷于报道，连校园也不能免俗，其实对于捐款来说，态度可能更重要。
与清华和北大带有“政治正确”色彩的捐助相比，人民大学的学生在北京高校中表现出的却是最“自发”和最“民智”的。人大校园并没有类似常见的呼吁和倡议，只是由人大环境学院十几位同学将攒起来的530元钱，默默通过工行网上汇款系统汇到了凤凰卫视的北京办事处凤凰会馆。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几位同学都是细心的女生，她们并没有选择国内的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等官方渠道。
“除了专家所深入分析的灾民心理重建之外，其实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对待灾难的心理调适过程，一个心理重建的过程。”一个普通读者，向《新周刊》这样说了一句“专家式”的话。
民间的心态的确很微妙，无论走到哪里，在捐款的态度上，都是一部分人赞成，一部人保守。“捐款能不能达到，捐款能不能起到一部分作用？”这是有人对捐款的流向和用途的怀疑。受舆论影响，一些人认为捐助是国家外交的一种方式，是国家之间的交锋，只对国家有意义，但对个人而言，意义很微弱。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有人把两回事并做一回事说：“有那么多穷困下岗职工，饭吃不起，子女无法入学，你们这些有钱烧得慌的市民为何不为那些弱势群体捐款，赶什么时髦？！”
也有人干脆认为：我本身就是需要援助的对象呢，我捐给你，你好意思要吗？这是一个居住在北京大杂院的居民所说的原话，她家正面临着拆迁，而拆迁后她显然买不起商品房。
一颗“脆弱”的心灵是无法去安抚另一颗“脆弱”的心灵的，“冷漠”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非要以“觉悟”的语境来论捐和不捐的问题，一定会遭遇失效。
富而不捐是为贼？
元月6日的下午，北京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当《新周刊》选取一位“成功人士”问及他对海啸的感受时，他的回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正在车上往家赶，不然雪大了路上就堵车了。海啸？我现在脑子里没考虑，那个有什么用呢，挣钱要紧，我想着的是做项目怎么挣钱。”
这真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想捐的没钱，有钱的不捐。
“钱是身外之物，叫你捐款又不是捐躯，但很少富翁真正行动起来。”新浪网友这样批评有些富豪不捐钱。有媒体报道说，有些企业和富豪，因为年关近了，没有大的现金流和预算用来捐助，所以在海啸事件上捐不了。网上有人抨击说：“为什么学生捐款从来不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呢？他们本来有很多理由不捐的，但人家把伙食费都捐出来了。”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在发言时特别提到中国沈阳一个小男孩，把全部积蓄都捐献出来了。内地真正行动起来的有张国立、冯小刚等艺人，他们设立了捐助热线，并且临阵举行义演，一时间许许多多的国内演艺界人士加入进来，与成龙和曾志伟领衔的香港艺人形成了南北呼应的爱心大合唱，共同奏响了“爱心无国界”的主题。
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豪集体沉默之时，一个虚弱的声音是SOHO中国有限公司发出来的，掌门人潘石屹、张欣夫妇以SOHO中国的名义通过北京红十字会向海啸灾区捐赠了100万元，他们把海明威的一句话挂在了公司网站的首页：“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截止发稿时止，尽管目前中国民间捐款已经逾亿元，但相比胡润慈善家排行榜上的首席黄如论在2003年一年捐出2个亿的豪举来说，这实在不算什么。
据2004福布斯大陆富豪榜，荣智健家族14.9亿美元，黄光裕13亿美元，陈天桥12.76亿美元，该排名表上第4至第10名分别是：许荣茂、鲁冠球、丁磊、刘永好、杜厦、刘永行、朱孟依家族；但未见媒体报道有关他们要捐款的消息。
事实上，中国富豪的社会责任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的，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
有知情人士透露说，中国富豪选择捐款都是讲“时机”和“回报”的，比如说“非典”时期的踊跃捐款，是通过捐款让地方政府出“政绩”。有的干脆是通过捐款作为进入“政界”的敲门砖。
新近成为内地首富的国美电器集团总裁黄光裕没想到自己会在筹资赈灾中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员工们在互相追问：“谁在抢我的钱？”
原因是国美下发文件要求全国员工捐款，引来了员工的抱怨。“捐款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变成强迫就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了。”有员工说，“一个月拿一千都不到的员工也要捐200元钱。”
文件要求销售人员和营业人员必须捐200元，这样算来，国美将筹集出千万元的“善”款。可是，黄光裕为什么个人不捐款呢。他被指责为“穷人捐款，富人光荣”的典型。
虽然我们与这个世界、与这次灾难并没有契约关系，但是，心灵上的道义却是最大的契约，这个契约是人道主义的，是与生俱来的，你知道了、目睹了，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大国寡民
“国家应该不加条件地迅速作出动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向《新周刊》记者谈及在海啸事件中中国应该扮演的角色时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反应速度和政府态度则很重要。像布什的反应就很迟钝，所以追加捐款后国际反响还是很差。”
王逸舟指出，现在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依存度很大，而且各国现已把中国看作是世界格局中的一部分，所以“国家心态”就很受世人瞩目。“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不够富裕，捐款不多，可以理解，这个时候民间的社会总动员就很重要。”王逸舟说，“民间的与此同悲，把赈灾行为当作是对亲戚、朋友、邻居的援助就是成熟的心态。把邻居家的灾难看作是自己家的事情。”
中国作出了量力而行的贡献度，这个量力而行除了看总量之外，还要看比重，美国的捐款总量虽然是最高的，但比重却极低，所以仍然会惹来非议。
但是在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活跃程度却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王逸舟说：“对事态危机的第一反应不是国家，不是传媒，而是国际社会的NGO。”在媒体未彻底将事态严重程度展示出来之前，NGO已与联合国取得了联系。
有大批的义工、志愿者出现在海啸肆虐后的城市，以个体对个体的援助方式进入当地的家庭，这些在电视中出现的细节让人温暖，比国家力量更为生动。
在中国，社会动员的机制是缺位的，NGO和各社会团体在中国的活跃程度是非常低的，“假如官方没有表态，公众参与的程度会比较低。”除了通过政府和商业两条线路之外，要想实现中国民间对海啸国家民间的对接式援助，还不太容易。
所以，除了各界名人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进行活动外，民间没有更多的渠道，而且他们的募捐也只能通过“国家途径”进入海啸国家，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分配，这中间的透明和效率都是不可知的，人们只能部分实现自己的援助意志——如果中国的一个儿童希望将手中的毛毛熊送给电视里那个躺在医院的孩子时，也许等他30岁时也不能实现，但在美国，这个念头是可以通过NGO组织来实现的。
好莱坞大片《后天》中有一个场景就是洪水淹没城市，这个预言式的镜头居然出现了，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苇杆吗？洪水滔天之时，维系苇杆的又是什么呢？
民族主义者曾经想像，灾难为什么不发生在日本？他们也曾发问，印尼华人在印尼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灾后还有被打劫的，需要向这个国家援助吗？来一个换位思考，当发生海啸的地点是中国时，这些不良的念头将会随肉身一起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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