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高增搅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格局

　　税收今年肯定突破3万亿大关，而“十一五”结束时，如不发生大的税收结构调整，最保守的估计税收收入也将达到5万亿元，大大超过财政部预计的3－3．5万亿水平。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和回答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总量和结构两方面。

　　最近，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连年的税收高增“已经搅动了中国经济发展格局”。

　　高培勇说，税收今年肯定突破3万亿大关，而“十一五”结束时，如不发生大的税收结构调整，最保守的估计税收收

　　入也将达到5万亿元，大大超过财政部预计的3－3．5万亿水平。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问题和回答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总量和结构两方面。

　　什么是理想的税收分配比重

　　高培勇说，从总量看，无论是宏观税赋水平还是微观税赋水平，都直接决定我国GDP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分配。目前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0％。他说：这是否是最恰当的比重？是否是我们设计税制时预期的水平？较为理想的水平应该是什么样的？

　　此外，计算表明：政策性调整、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征管力度加强等因素全加起来可拉动税收增长13％左右。但现在我们的税收增幅却达到20％。高培勇说，剩下部分是否全靠挖潜形成？支持中国税赋增长的因素究竟是什么？现行税收格局是否平衡？都是应该研究的。

　　现行税制与经济发展间是否匹配

　　高培勇说，从结构看，较高税收怎样来的？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追根溯源，1994年，在设计现行税制时，由于税收流失过重，政府可控制财政资源紧缺，以及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因此当时的税制设计仅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想方设法增加政府收入；二，通过税收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当时的税制设计现在看有明显政策取向：即税率高、税基宽。而目前看来，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也由于近年税收带来的政府资源的大幅增加，以及增强企业竞争力的考虑等等，过高税赋水平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税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高培勇说，税收体制必须要与时俱进，要与经济发展相匹配。

　　税收对构建和谐社会起何种作用？怎样起作用

　　近年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将成为我国政府急需解决的主要矛盾。高培勇说，其中重要一点是，税收收入与贫富差距的调整问题。今后，税收将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我们将会通过税收在收入、消费、财产积累环节等对此进行全方位调节。那么税收究竟应当如何起到调节作用？应当起多少作用？这种作用怎样避免逆向性而保持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正向推动？高培勇所提问题，看来也是今后税改设计思路的新课题。

　　税制改革思路如何和科学发展观相融

　　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是其中主要内容。高培勇认为，五个统筹与税收都有直接关系。比如城乡统筹，当全部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后，就留下两个问题：一，农村是否会成为无税区？二，乡财政是否会失掉财政依赖来源？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乡财县管，但存在的问题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格局被打破，乡会否成为县的派出机构？另外在区域统筹方面，东西中部的统筹发展将会提出的问题是：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格局还需不需要保留？对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体制会产生何种影响？同时如何通过税制来促进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并解决好各层次的矛盾？再比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在高成本高消耗的经济结构内，政府的高投资在推动着高税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时，我们能不能舍得高成本带来的高收入？最后，内外统筹方面：企业所得税改革正面临着是否取消对外商的税收优惠待遇。高培勇说，现在有没有必要继续舍弃内资平等待遇和企业竞争力去维持外商投资政绩？事实上外商更看重的是市场前景，而并非在乎税收优惠那一点蝇头小利。

　　今年税改能否提上日程

　　高培勇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税制改革关系到经济改革的进度。究竟税改时机选择在何时为好？怎样才能以免延误经济改革的步伐？高培勇坦率指出，税制改革正在被人为的一再推迟。而最大制约来自政府部门利益、来自地方利益。正是因为税制改革关系到经济改革的进度，他再次提出：今年能否尽可能多地考虑把税改提上日程？

　　（18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