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提升管理
有学者把中国富豪的命运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联系了起来，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争论的10年，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搞市场经济;随后的10年是尝试的10年，尝试如何搞市场经济;自本世纪初开始尚未结束的10年，是规范的10年，核心议题是如何以法治规范市场。
事实上，从中国内地不少富豪的发家史中，可以总结出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短短几年内暴富。究其原因，往往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存在的各种制度漏洞给这些暴富者制造了投机机会。如果据上述“三段论”，这一类富豪应该是在前两个阶段产生，而其中一些“问题富豪”也恰是这个特殊时期的产物。
“事实上，如今中国富豪面临的政策大环境，和10多年前相比，已有极大改善。”马津龙教授以其亲历改革开放第一线20年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他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一个温州知名企业家，因为担心党的政策出现反复，就到国外避居一年多，看到政策稳定了才敢回来;有不少企业家面对上级的检查和调研，还会把贵重机器藏起来。
“现在讲这些事情，就像是在讲笑话。但当时的担忧，对这些富豪来说是千真万确的。”早期的富豪面临的是畸形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是想办法贿赂官员快速致富，一方面又害怕政策极不稳定。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如今的民营企业家如何修炼内功、调整自身，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专家认为,一些民营企业家自身素质不高,在政策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完成了原始积累,而在目前市场逐渐成熟、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这些经营者亟须提高管理水平。有人甚至提出警告,民企如果再不进行管理升级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大灾难。
针对目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身心健康及管理困境等问题，奥康集团副总裁吴守忠将其自身体会总结为一个字:“度”。“不仅抽烟喝酒讲究‘度’，投资、做人也是这样。企业家要能看准国家大方向。”
马津龙则认为，富豪遇到的困境，其实和中国社会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一样，都是需要通过不断推进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才能得以解决。无论是富豪人身安全、身心健康问题，还是富豪们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难题，都需要在渐进的改革中得以解决。
“这场改革的方向无疑是确定的，那就是尊重人权、尊重产权的市场化和法制化改革。”他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朱国栋/杭州、温州报道
晋商艰难复兴
晋商的“官商”传统已经成为晋商重新崛起的一大瓶颈
1月13日，曾将自己的产业扩张到北京的晋商赵恩龙流在自己公司大楼下的血犹未冷，一场名为“北京的房子”的房产展销会在太原如期而至。
“在我们的主要目标消费群体中，山西的民营企业家是很大的一块。”一位来晋的销售商说。显然，从山西富豪开着豪华车进京购房到北京地产主动下嫁招商，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越来越将晋商视为市场份额中不可忽视的蛋糕。
山西“倒煤团”
由于煤矿资源丰富，煤炭富豪成为晋商中的主力团队。
“热钱都投在煤、焦、铁等见效快、产出多的短期项目上，特别是煤矿，因为煤矿最挣钱。”山西省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当年名震一时的李海仓涉足的就是焦炭和钢铁行业。据统计,进入2003年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3家山西民营企业,有11家主营上述两项产业,或者是做煤炭行业出身。山西各地的“煤炭富豪”、“焦炭大王”层出不穷。
然而，与他们的财富相对照，有人对这个群体的评价是:山西煤炭富豪现象是对高学历人才知识致富的莫大讽刺。当地一家报社曾对全省十几个产煤县的煤炭富豪进行调查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大大小小的煤炭富豪(不包括因煤发家但公开身份为其他职业者)最高学历为高中，大部分为初中，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读完。
在快速积累起财富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了换妻、修宅甚至修坟的举动。有人描述说，在他们设施现代化的豪宅内，惟独缺少电脑。
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是，这些煤炭富豪开始在北京等地大肆购置房产。据媒体报道，这主要是山西大量省内外煤炭富豪不打算在本地(常常是产煤小县城)置业发展。
“在北京有很多小别墅都是晋商买的。”中国商业史学会名誉会长孔祥毅教授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山西的资本流失。
孔认为,山西经济结构是一种衰竭性经济结构,因为山西再生产过程中损耗与补偿极不对称。给这种不对称雪上加霜的是,山西付出极大代价挣下来的一大笔资金,又通过富豪外地消费的形式大量流失。
“一些赚钱的所谓企业家，只不过抓住了山西近年煤炭热销的机会，充其量只能成为‘倒煤团’，不是真正的‘晋军’。”山西省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教授建议山西省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些“倒煤团”以淘金的名义套取山西的利益。
崔满红认为，应将机会留给晋商中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消除种种体制弊端，给山西的民营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官商与官本位思想
知往鉴来。审视现代晋商的政经生态，亦须从传统晋商的财富之道开始。
19世纪50年代，咸丰朝因为财政极度困难，不得不实行卖官鬻爵以补充财政收入。山西货币商人发现了为捐官者代办捐纳、印结的新业务，由重商轻仕走向了官商兼顾、官商相维，以至发展到官本位。
“现代晋商应该吸取历史教训，为什么老晋商的钱庄最终没有转变成现代银行，正是因为前一代晋商由于太依附于政治，与官僚体系勾结，没有一个内在的升级转型的驱动，最终随清朝的衰败而衰落。”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复明说。
专家认为，讲政治，而不“经营政治”应该成为民营企业家的基本素质。“聪明的民营企业家知道把握好与政府的关系的度，明确好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晋商的“官商”传统已经成为晋商重新崛起的一大瓶颈。同时反观晋商的生存土壤，也有着相较沿海发达地区不太有利的一些外部因素。
“山西的官本位思想太过浓重，吃、拿、卡、要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山西，民营企业老板向地方官员行贿的情况并不少见。”山西省中小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主任阎敏才说，他一直替来晋投资的外地民营企业服务。
2004晋商国际论坛期间，一位山西临汾的企业家愤然直言:“我们渴望与政府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但现在却成了‘油水’关系，企业成了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
据了解，一些全国知名的山西民营企业做大后，被省政府重点保护，目的是“减少寻租空间”。保护内容是:“任何部门要去这些企业检查，都必须到指定机构申请备案。”
但是即便这种重点保护，也阻止不了非正常情形的出现。“一些领导到企业‘指导工作’，企业除了招待大队人马一顿‘工作餐’，总免不了送给主要领导一个装‘土特产’的箱子，箱子里装的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一位不愿具名的晋商说。
山西省工商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制约山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是环境和观念问题:政策约束和所有制歧视;融资不畅、人才匮乏、信息不灵;执法不规范、税费负担重;服务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微观服务。
“把丢掉的好东西捡回来”
“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原因还是观念滞后。”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刘吉在2004晋商国际论坛上直言。
“就山西民营企业来说,现代企业机制完善的任务确实很重。”崔满红认为,晋商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向现代商人转变。
“我们的省级商会还不如一个温州企业主太原商会活跃。”在孔祥毅看来，目前这批山西民营企业家在继承了老晋商的“官商”传统的同时，却丢失了老晋商一个宝贵特质:走出去的市场开拓精神。
然而，自从一些晋商将视野盯住官场以后，因为很容易获得丰厚利润，通过商业与金融创新去寻求新发展就不再重要了，以致坐失改革良机。
曾经独领风骚、叱咤中国大地500年的晋商目前在开拓市场的能力上已远远落后于浙商。浙江有300万企业,其中160万个体工商户,26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值得玩味的是,浙商已经以镇为单位,占领了山西的很多市场,而且,其商之大者，正在向全世界进军。两块曾经同样充满商业精神的土地却发展出大相径庭的商业轨迹。
“晋商还需要把丢掉的宝贵东西捡回来。”崔满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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