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孝严：今年春节包机我觉得是2003年的春节包机做基础，然后把它做了一个扩大，这一次我觉得有两点很大的突破，一个就是不中停，经过香港的情报区绕一下，然后就直接到上海，或者北京，或者是广州。另外我提的对飞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2003年只有我们的飞机飞过去，这次大陆有六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可以把台商带回到台湾来，这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个现象在台湾社会各方面的反映是蛮正面的，媒体有大幅的报道，我想一步一步的来走，应当是大家所期盼的。
主持人：您提到2003年那次包机，当时由于要在港澳中停所以有人把它称作是包机取航，今年虽然不中停了，但是还要绕飞，您认为这可以称为直航吗？
章孝严：所谓直航那是定期班机叫直航，我们这个还是包机，包机事实上应当采取最短的航线来飞行，才能达到所谓包机的目的，包机就是希望能够省时能够省钱，但是现在两岸特殊的一种形势，觉得没有直航的政策，就是所谓没有三通，没有三通的话你还是要绕经第三地的航空情报区，所以就要绕到香港航空情报区，我在跟北京方面，就在这个月的10号，在北京跟国台办的陈主任，还有民航总局的高宏峰高局长在谈的时候，我也建议过另外一个航道，就是绕经琉球的上空，到上海，到北京，应当距离更短，应当更快速。当然这方面，在北京方面没有太大的意见，他们事实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在台北方面还没有觉得时机成熟，所以这个航道就没有采信，所以现在是飞经香港的上空。绕一下到这三个城市，这是直航之前的一个权宜的安排，先从包机开始，然后再慢慢推延，可能直航是比较有希望的。如果没有包机的过程，双方面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摸索，比方说因为2003年我们有包机，所以这次的磋商就非常的快速，包括证照的查验，包括经过航空情报区，航空器要转换信号等等，这都是以前都走过的一条路，所以谈起来就非常的平顺。我想经过这两次之后，我想逐步的来往前面推移的话，直航应当是有希望的一个目标。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2004年春节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包机没有成行，您认为今年包机方案最终落实的原因是什么？
章孝严：事实上在去年底台北方面有选举，在选举过程当中，民进党方面也丢出了许多尖锐的议题，两岸的关系绷得相当的紧张。“泛蓝”获得胜利之后，我觉得中国国民党基于一种责任的趋使，认为两岸方面还就中国国民党可以做一个动力，来做一个改善，所以经过商量以后，我们几位“立法委员”代表整个党团到大陆去进行协商。之前也给民进党这方面很多的压力，我们告诉他们这个议题我们要继续来推动，因为两岸绷得太紧的话，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民众都是不利的，对两岸都是不利的，我们主要是试一试，看看今年的春节包机看能不能推得成功，所以在去年12月28号我们就采取了若干的步骤，也做了公开的宣示，也跟台北陆委会方面告诉他们我们要这么做，他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立场以后他们是乐观其诚，换句话说他们也希望两岸方面能够有一个新的契机。陆委会方面提到这样一个回应以后，大陆看到这样的发展，也就做了正面的一个善意的回应，表示欢迎各党派民进人士到大陆来进行有关的意见的沟通。所以我们到北京去，9号离开台北，10号在北京跟国台办还有民航总局，相关的主管，跟他们坐下来谈，我们感觉到大陆方面对这样的一个发展保持了相当的一个弹性，而且也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当夜就赶回来，然后在11号，礼拜二也跟台北陆委会方面，也跟他们做了一个反映，就是说有关的一些议题，该怎么做，大陆方面的一个态度是如何的，告诉他们。而且要求他们这件案子非要推动不可，不然的话我们站在一个坚定的立场会持续的，给他们加压，而且他们要负相当的政治责任，一个可成局的如果把它破局了，当然这个责任的归属，我们要他们来负担。在这个情况之下，整个情势有很大的逆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春节包机在今年能够重新起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而且我想双方面都感觉到应当有一个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是对双面都是有利的。
主持人：您怎么评价在包机方案出台过程当中，祖国大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章孝严：在北京提留期间，我深切的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弹性，而且也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诚意，很多问题提出来都有很高的一个接纳度。我在2002年去的时候，事实上跟陈主任，陈云林先生见面的时候，他也提到要飞包机基本上是欢迎的，但是坚持要对飞，就是大陆的飞机要飞过来，而且不落地，就是不要中停，我再三的做一些说明，我说如果太坚持的话，可能台北方面可能就会把整个案子，把它打消掉。大陆方面，我觉得在2002年的时候，也就是2003年的春节包机已经展现的相当的一个诚意，也同意暂时如果台北要中停，来勉强同意，而且大陆飞机第一次不对飞，也表示可以妥协。因为我们说总要有第一步，所以我们几乎等于是做了一个承诺，在第二次的时候，大陆飞机要飞过来，而且一定要不中停。我们带回这个信息以后，台北也采取了相当的一个调整，所以这次关于中不中停的问题，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台北跟大陆方面也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了解，这次就不中停，而且大陆飞机可以飞过来，大陆方面我们跟陈云林陈主任谈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诚意在。当然如果台北方面要有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说法的话，已经是可以成的事情，也可以把它破坏掉的，幸好，我想在陆委会方面也觉得有这个需要，所以在我们回来以后，然后这边就派台北市航空同业工会的代表，以及民航局的代表，以私人的身份，以民间的身份到澳门去跟大陆方面民航总局的有关代表，也以私人的身份，以民间组织的身份进行接触，然后很快就谈成了，实际上他们去以前，我们看很多问题都已经做了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说已经有八九成的把握，他们去实际上就是形式上碰个面，有关小的地方做个调整，做个修整就定案了，我在台北上不过去画押而已，事实上连画押都没画，没有任何文件的签署，大家谈好就签订了。双方面的这样一个接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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