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大臣希望中国更深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

　　赵晨(中国社科院欧洲所)

　　在中国与欧洲不断增长的双边关系中，英国的身影似乎总是淹没在德国、法国的光芒之下，虽然中英早在1998年便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然而在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外交身侧，英国的身影却总是让中国感到一种隔阂。2004年，当中英两国将双边关系进而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许多人都感到疑惑，是什么因素支撑起了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呢？

　　2005年1月21日，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的中国之行部分揭开了人们心中的疑惑。

　　“发展中的全球伙伴关系”

　　中英之间的贸易额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倍，增长速度超过了“8国集团”中的其他成员；英国目前是欧洲对华投资额最多的国家；英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吸引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斯特劳介绍的中英关系超过许多中国人的想象，原来连接中英之间的纽带不仅仅只有香港。

　　“中国威胁论”的阴影似乎已经消散，至少斯特劳就认为“国际社会已经高兴地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机会”。鉴于中国在六方会谈、反恐、反核扩散、维和行动方面的表现，斯特劳特别称赞了中国正在承担与之相应的促进全球安全与繁荣的责任。这与美国刚刚宣布的制裁中国公司保持了微妙的距离。

　　如果认为斯特劳对东道主的夸赞更多的只是出于礼貌，或许低估了这位外交大臣此行。

　　1月21日，斯特劳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外交政策中心联合举办的一次思想库圆桌会议。会上，斯特劳把中英伙伴关系在“全球”层面上加以解读。

　　联合国改革是斯特劳关心的首要问题。英国所关心的显然不只是联合国在应对恐怖主义、艾滋病、环境、武器扩散等挑战时的捉襟见肘。联系到斯特劳在访问日本时承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到中国后又强调中英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合作，联合国改革对国际格局的重塑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恐怕才是让中英合作的原动力。

　　气候是欧洲的传统议题。不过，今天的欧洲早已不再把气候只看作是环保问题。欧洲认为，气候变化将影响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可能由于资源稀缺引发地区冲突，比如达尔富尔灾难就是部分由于沙漠化而导致的游牧民族争夺草场引发的。斯特劳清晰地传达了欧洲的观点，并指出到2010年中国可能因为面临大规模能源短缺而迫切需要欧洲的合作，发展替代能源技术。

　　非洲的问题，斯特劳或许是第一位如此明白地向中国提出“非地缘问题”的高级官员。或许斯特劳想向东道国表明，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全球性伙伴是确定无疑的。斯特劳提到中国是“20国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主席国，其言外之意或许是，中国有责任与非洲国家一道解决它们面临的治理、财政、疾病、自由贸易等各种问题。

　　弦外之音

　　斯特劳当然也没有忘记向听众推销英国，在当代各国领导人出访活动中，这已经是不容回避的一个话题了。

　　“英国现在在欧洲各大国中经济状况是最好的，它正处在一个历史上最长的未中断的经济增长期之中。英国的制造业经常为世人忽视，而实际上，英国生产的汽车是意大利的1.75倍。英国的研发能力也很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资已经比7年前增长了一倍，英国是适应全球化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透过大臣讲话的背后，我们也能听出两点弦外之音：

　　第一，英国人加强英中关系，以追上欧洲另外两个大国——法德——的心情非常紧迫。由于英国长期追随美国，中英关系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法和中德关系，双边关系的迟滞使英国企业在与欧洲同行的竞争中落在下风。众所周知，中国是英国商人和政府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在追寻敲开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布莱尔政府在2003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向法德靠拢。此次斯特劳之行的主要成果就是与国家旅游局签署了《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英国旅游签证及相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终使英国成为欧盟中最后一个中国公民自费旅游目的地。

　　第二，英国希望中国更深地参与国际事务。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很多国际问题，近至东北亚的朝核危机，远至北非苏丹的地区冲突(中国是苏丹石油产业的最大投资人和建设者)，英国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有效解决的；另外就是继续西方传统的“接触”战略，吸引中国融入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体系，期望中国更加顺从地接受现有的经济和安全规范。英国在这点上代表了欧洲的对华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威胁论”在北美、东亚和欧洲三个地区来看，要数在欧洲的影响最轻，最没有市场。

　　6个月内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在回答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提问时，斯特劳表示，按照去年12月份欧盟首脑会议的指示，欧盟可能会在6个月内，即在卢森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解除长达15年之久的对华军售禁令。

　　欧盟制定对华军售禁令始于1989年。不过，由于当时的欧共体理事会并未在决议中列出一个共同制裁物品的清单，仅仅规定各国自行对禁运加以解读，所以实际上，在欧盟实施对华军售禁令期间，欧洲各国也并未彻底断绝对中国的军品出口，比如英国就向中国出售了用于搜寻水上目标的雷达，法国则向中国出售了升级的AS—365N海豚直升机等。2003年，欧盟国家共向中国出口了4.16亿欧元的军事装备，比2002年多了一倍，其中法国为1.71亿，意大利为1.27亿，英国为1.12亿。

　　然而，对华军售禁令的存在毕竟对中国施加了很大限制，而且在中欧关系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纸禁令在政治上的负面意义已经超过了军事上的负面意义。此外，欧盟在1993年所确立的“共同防务和外交”客观上也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协调彼此的军售政策。

　　欧盟解禁曾经面临内部的强大非议，欧洲议会曾以高票通过维持对华武器禁运的决议案，与人权问题挂钩最紧的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也持反对立场。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洲内部的意见已接近统一，欧盟各国达成的折衷方案是：同意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同时要对现有的《欧盟国家武器出口行为准则》加强协调，力争制定出一个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对外武器出口规定，继续严格限制对华武器出口，避免各成员国自行解释。

　　当然，来自美国的公开威胁也是欧盟各国迟迟未予决定的最大考虑。五角大楼声称，如果欧盟松动的话，美国将限制对欧盟出口重要军事技术，取消欧美之间的军事交流。美国以这种态度威胁盟友，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鉴于此，英国在解禁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比较暧昧，直到去年年底美国大选之后，布莱尔政府才开始明确公开赞成用武器出口行为准则来置换对华解禁。为了安抚美国，上个月英国派出3人小组，游说美国同意欧盟的决策，希望使美国相信有了“行为准则”，即使解除禁令，也不会导致大量武器对华出口。斯特劳在访问中国的前一站日本时，在日本外相的频频敦促之下，也送上了同样的“糖果”。

　　在法德两国坚定支持中国之后，英国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斯特劳这次及时的表态，有可能成为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微妙天平上一颗最重要的砝码。另一方面，对华武器军售问题，再加上伊朗核问题要不要用军事手段解决，恐怕也将成为考验美英两国特殊关系的两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