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补办”牡丹交通卡”凭什么就要交100元?

　　北京市交管局与工商银行的一次“合作”，遭到了驾车人士的质疑———

　　补办“牡丹交通卡”，凭什么要交100元？

　　本报记者　王小飞

　　有关专家指出，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政府权力促成企业垄断的现象，否则就与改革初衷南辕北辙了

　　“银行当然可以挣钱，可不能抢钱啊！”北京某公司的经理周强至今怒气未消。

　　去年10月，丢失了牡丹交通卡的周强到北京市内的一家工商银行营业网点补办时，被告知“补办一张卡要收100元手续费”。这令他既意外又生气：“一张IC卡，成本能有多少啊？这不是明抢嘛！”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持有牡丹交通卡的人，约有320万之众，而其中与周强有着同样遭遇和看法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已为此跟发卡银行对簿公堂。

　　凭什么收这100元？

　　北京出租车司机窦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的牡丹交通卡，“要是违章了，警察把这卡在腰里别的POS机上一刷，我就被扣分了。这卡能把司机的扣分和罚款情况记下来。”

　　据了解，牡丹交通卡是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称“北京市交管局”)与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下称“工行北京分行”)合作开发的一种“集成电路智能信息卡”(即IC卡)，用于记录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违法行为、事故处理情况等信息。

　　北京市公安局1999年4月发布《关于对本市机动车驾驶员实行牡丹交通卡管理的通告》规定，从当年7月1日起，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在该市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时，须携带驾驶证和牡丹交通卡；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或接受交通事故处理的驾驶员，未持有效的牡丹交通卡的，交通警察依法可以暂扣其驾驶证；驾驶员在进行审验时，须交验牡丹交通卡。

　　“我现在是交通卡不离身。”窦先生说，“没有这个卡，驾驶证就不能年审，就成了废纸一张。”

　　据了解，持卡人的第一张牡丹交通卡是从银行免费领取的，但该卡因丢失或人为损坏而要补办的时候，银行每张要收100元。

　　这100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收费？记者在北京市内几家工行的营业网点询问时，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手续费”、“补卡费”、“工本费”、“罚款”，各种说法都有；有银行人员甚至直接表示：“我们也不清楚这是什么费，只是按照上面的规定收的。”

　　而周强则告诉记者，他在网上查询后发现，无论是工商银行总行还是工行北京分行的网站上，补办各种银行卡的收费标准都赫然在列，却唯独缺了牡丹交通卡的相关内容。

　　银行“不当得利”？

　　据了解，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100元的合理性多年来一直受到质疑。工行北京分行某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私下透露，她经常为解释这笔收费累得口干舌燥，因为“绝大多数”第一次补卡的人一听说要收100元，“立马就嚷嚷起来”。

　　而北京某报记者喻山澜不但当场“嚷嚷起来”，还与工行北京分行打起了官司。

　　喻山澜发现，牡丹交通卡的补卡收费标准没有经过物价部门批准，违反了国家计委等部门制定的《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于是，去年4月，他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了工行北京分行及宣武支行，请求法院判令银行返还100元及利息，立即停止执行自定的牡丹交通卡补办收费标准，并遵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报批收费办法。

　　当年7月，喻山澜败诉。

　　北京市宣武法院一审判决书上说，喻山澜补办牡丹交通卡时，在“补卡通知单”上签了名，法官“纵观双方交易过程”，认为补卡并缴纳100元费用，“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及自愿行为，且该补卡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符合社会公序良俗”，原、被告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合法有效的服务性质的合同关系”，银行向喻山澜收取100元补卡费的依据即是双方达成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并未形成不当得利”。

　　“说我花100元补卡是‘真实意思表示及自愿行为’，简直荒唐！”喻山澜说，“要不是交管局的规定，银行就是请我来办这个卡，我也不会接受这种服务的。”

　　喻山澜表示，他从未否认制作牡丹交通卡需要一定的成本，也不否认补卡时可以收取合理的费用，“但是，一张小小的IC卡，成本加上合理利润，费用高达100元，的确匪夷所思”。

　　去年8月，喻山澜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截至记者发稿时，二审尚未判决。

　　由于工行北京分行拒绝接受采访，记者无从了解牡丹交通卡的成本构成，但比照部分地区正在换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其他城市同类IC卡的相关费用，100元的补卡收费是否偏高，仍是不难判断的。

　　据报道，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采用了非接触式集成电路技术、密码技术和防伪膜等印刷技术，所以成本“大幅提高”，但公安部规定的“首发成本费”仅为20元。

　　而在上海，同样是补办牡丹交通卡，只须缴纳30元“工本费”和10元“挂失手续费”。

　　银行“无利不起早”？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牡丹交通卡是工行北京分行主动找交管局“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确实方便了交管局的管理，也为持卡人缴纳罚款带来了一定便利。

　　“但是，无利不起早。银行可不是活雷锋，它有着自己的小算盘。”这位知情者说，在银行眼里，拥有驾照的群体是“高端优良客户”。银行通过交通卡，不但“牢牢掌握”了一批客户，同时给自己带来了相当数量的资金流入，利益巨大。“因此，银行不但不该向持卡人收‘成本费’，还应向政府缴纳‘特许经营费’。否则，政府就应该允许任何符合条件的银行或其他机构开展这项业务”。

　　“当年，其他银行对工行独家经营这一业务眼红得不得了。”北京一位记者回忆，中国银行某官员就曾“毫不掩饰”地抱怨工行北京分行与交管局联手推出牡丹交通卡“属不正当竞争”，因为该行“一下子就搞到100多万储户”。

　　在眼红牡丹交通卡的同时，也有银行依葫芦画瓢，联合政府部门推出了类似的“服务”。

　　2002年，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开始启用“IC卡征管协查系统”征收、查验个人机动车车船使用(牌照)税。据相关通告，该市所有私家车的此种税项，必须凭IC卡方能缴纳。而这种IC卡是由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独家发行的。

　　目前，与牡丹交通卡类似的由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的各种银行卡，正在许多地方、许多行业蔓延。

　　不能通过权力促成垄断

　　记者在北京的随机采访表明，所有曾经补办牡丹交通卡的司机，都认为银行收100元的补卡费有点“黑”，一位司机更是无奈地表示：“当然贵，可这钱你必须掏。为什么？因为银行背后站着交管局。可我们司机背后，谁也没站着。”

　　喻山澜也认为，银行之所以敢收取高额补卡费，根源在交通管理部门。所以，他一边与银行打官司，一边通过电子邮件与北京市交管局“对话”。

　　去年9月，他在给交管局的邮件中表示，希望该局“阻止工行利用其独占地位明目张胆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做法；或要求其按国家发改委等4部委的有关规定将收费标准报物价部门审批；或废除只委托一家银行的做法，多委托几家银行来做这件事，以打破发卡行垄断市场的局面”。

　　到了年底，交管局回复道：“正是我局的多方协调，才取得工商银行对交通管理工作的支持，在初次核发信息卡时免收费用。对于信息卡丢失或人为损坏的，工行收取一定的工本费是无可非议的。”

　　喻山澜当即回信表示了不同意见，并再次请交管局“改进工作”。但该局回信说：“牡丹交通卡补卡收费问题与我局无关，建议您向物价主管部门反映。”

　　至于银行是否涉嫌垄断，垄断是否由交管局促成等问题，虽然喻山澜反复询问，交管局始终没有正面回答。

　　行政管理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分析了银行向司机提供牡丹交通卡服务的性质。他认为，从理论上看，有3种解释：

　　1.政府授权：交管局将其部分职能授权给银行行使。

　　2.政府业务外包：交管局将某项业务以外包的方式交由银行办理。

　　3.政府购买：政府花钱购买银行的服务，让银行代替政府为司机提供某种服务。

　　而上述3种情况的一致之处在于，政府向银行支付报酬，银行在该业务中的所有利润都应该来自政府支付的报酬。

　　毛寿龙说，交通管理中的罚款和扣分，本来是政府与司机之间的事情。政府和司机出于便利、高效的考虑，可能同时都有利用银行完成这项工作的意愿；也就是说，银行提供服务，对政府和司机双方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政府和司机分摊这种服务的成本。

　　他认为，发行牡丹交通卡，是商业行为与政府管理职能混合在一起的服务，具备商业运作和行政管理的双重特点，即行政管理的强制性、垄断性与商业运作的利润最大化的结合。“因此，要警惕商业机构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形成商业垄断，使司机完全失去了面对商业行为本应拥有的自由选择权。”

　　毛寿龙指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原则是“用市场竞争的原则，化解行政垄断的危害”，而独家指定发行交通卡的做法，不但没有通过市场竞争有效化解行政垄断，反而任由银行把垄断性的行政权力转化成商业垄断，虽然给政府和司机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同时又造成了一个大的坏处，“这就与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了”。

　　“公共服务市场化，可以做得更合理一些。”毛寿龙强调，“虽然追求垄断是各类社会组织的天然倾向，但因为它有可能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不仅不能给垄断提供方便，更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促成和加强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