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记者何炜宏
1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在A28版“中国新闻·聚焦”以头条位置刊发了一则惊人消息：安徽歙县柘林镇有人为明代大倭寇王直修墓立碑。该报道还配了两张新闻图片，图片说明分别是“由日本人捐资修建的安徽歙县柘林王直墓”、“王直墓右侧刻有日本捐资者名字的‘芳名塔’”。
次日，各地主要报纸原文转载；接下来的几天，一些报纸刊发时评，批评当地政府不作为。各大新闻网站也跟着上，网友评论栏里更是人头挤爆，一行行充满愤怒和谩骂的方块字纷纷砸向当地政府部门。
1月25日下午，当记者走进安徽省歙县政府大楼四楼时，处于“风暴”中心的歙县外事办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工作人员对记者的到访很是吃惊。记者在歙县当地采访后发现，事情远非人们所了解的那样。在跟歙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接触中，记者更是感觉到他们对于中日关系的所思所为，实在要比不做调查就报道的媒体和不明真相就大肆谩骂的读者要负责得多。
柘林是个江边的村庄
1月24日中午，记者从杭州汽车西站出发，坐车近三小时到达古徽州府歙（音she）县。在歙县汽车站下车后，问遍了车站外拉生意的机动三轮车司机，却没有一人知道歙县有个“柘（音zhe）林镇”。后来，终于碰到一位上点年纪的老师傅，细问后才知道，柘林不是一个镇，而是一个村，属歙县雄村乡。
由于天色已晚，记者在县城投宿了一晚。1月25日上午，记者找了一个年轻的机动车司机小李上路了。小李打电话问了几个同行，终于带着记者往县城东南郊开去。按地图所示，雄村乡离县城只有约8公里。但由于都是盘山公路，路面沥青损坏严重，到处坑坑洼洼，小李一路上都在说“来回30块钱，实在要少了”。
过了雄村乡的小镇，小李问了一个路人，又开了1公里多，才到了柘林村的对岸。
柘林村在一条大河转弯处的内侧，站在对岸看，就像是江面上一个地势较高的大沙洲，映着远处山岭灰蓝色的淡影。村子很大，有树有竹，盖了不少两层的农家小楼，白色的墙在灰色天空下很是显眼。
当地人进出村子都要摆渡。石阶旁的水面上停着一条铁壳船。船老大说，这条河叫渐江，下游在浦口跟流经县城的练江汇合，一起组成新安江的上流。所以，当地也有人把这条江叫新安江。
“王直墓”到底是个什么样
宽阔的江面大约有六七十米，船资是每人一元钱。上了岸就是村口。走了一段路，看到村中心的柘林小学。小学的楼是新盖的，有30多间教室，前面有一块不大平整的泥地操场。记者事先了解到，捐资修王直墓的日本人才津为夫等人曾捐助过柘林小学。
记者来到住在学校附近的村委会主任程清海家，但看到大门紧闭。巷子里正好有位老太太，她说程清海去县城了。一听记者问修“王直墓”的事，老太太就帮助去找程清海的弟弟程海松。
程海松正在给村里一户人家帮忙盖楼房。虽然记者表明了身份，但他显然不知道记者为何而来，只当是来采写旅游报道的。
经过一片青翠的菜地，走过一段湿湿的泥路，他带着记者来到村南100米左右的一块茶叶地。“王直墓”就坐落在此。
墓坐东朝西，隔着一块菜地，是南北流向的渐江。墓基约6米见方，周围种着10棵柏树，两侧各4棵，墓后2棵。墓为圆形，直径约4米，上有扁锥体墓顶。墓碑上竖写着“王氏祖墓”四个字，两旁各用中文（右）和日文（左）写着如下一段文字：
此墓由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捐资修建。
福江市与黄山市的友好交往缘于1996年12月份，该市市长率团来访歙县柘林村，考察王直故乡，以便为重修该市的“明人堂”做准备。同时还向柘林村小学捐款。
1998年10月该市集资重新修建了“明人堂”，并举办了首届“王直节”。
1999年5月该市组织百余名市民来访我市，并再次向柘林村小学捐款。
2000年11月该市一行带着修墓的捐款再度来访我市。
在墓前的右侧，竖着一块长方形的碑，竖写着“王家（王直）基整修寄付者”、“芳名塔”、“日本国长崎县福江市”。
接下来是12个人名和日期：才津为夫、松尾繁、太坪敏成、浦几久男、坂口正广、有川一男、吉田修一、江头宪一郎、浦藤彦、后藤正、苏金来、江头正善，西历二000年十一月十八日。
原址上有个荒废的无名墓
程海松说，这块地约有50平方米，原来是他家的茶叶地。茶叶地上原先有一个荒废的墓基，只有一块石头，上面依稀可见“王氏”二字。
柘林村共有300多户人家，村民的姓有程、汪、王、方等。虽然村里姓王的人家有30多户，但据程海松说，这个荒墓从来没有人来打理，清明时也没有人来扫墓，是个无名墓。1996年，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来了十几个人，来寻访王家祖墓，村里的老人就领他们来这个荒墓。
村民王学政说，这块地方叫“王家陵”，村里人就认为是王家祖先陵墓的所在地。在村里，还有一排九间两层砖瓦房，现在堆满了几户人家的柴草。村里的老人说，这幢老屋子也是王家的，很早以前就没有人住了。
60多岁的村民方来友是那次的修墓工之一。他说，那年冬天参加修墓的有十来个村民，修墓是承包给一个人的，工程款一共约5万元人民币，都是才津为夫一行人捐资的。
由于这是程海松家的自留地，他从这笔工程款中拿到了1000多元补偿款。
在程海松家，记者看到堂屋一侧挂着一个长方形镜框。镜框里镶着十几张旧照片，大多是程海松母亲罗玉莲和家人的合影。在镜框的左下角，有一张彩色照片，是才津为夫和罗玉莲双手紧握、满脸笑容的照片。罗玉莲是当年的村委会主任，才津为夫一行人向柘林小学第一笔的捐助款，就是她经手的。
罗玉莲现在住在县城，记者在县城找到了她。罗玉莲说，日本长崎县福江市来过几次人，最早的一次是1996年，是来寻访王直故乡的。当时市里、县里也来了很多人，她都不大认得。
“他们要搞个纪念，还向村里的小学捐资。我当时是想，要是他们来我们村子投资办个企业，或者造座桥，这样就好了。但他们捐助小学的钱不多，也就没有跟他们提这个事。”罗玉莲说，她任村委会主任期间，就接到过这笔10万日元的捐款，给柘林小学添置了新的桌椅和其他教学设施，后来她给才津为夫写过一封信，提过投资办厂的事，但信和信封上都是用的中文，也不知道收到没有，反正没有收到回信。
歙县外事办否认给倭寇修墓
1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歙县人民政府办公楼。走进四楼的歙县外事办，工作人员吕红梅正在整理档案，一听记者问关于修建“王直墓”的事，她吃了一惊。外事办主任吴克勤和副主任方胜国也甚感惊讶，赶忙要记者打开电脑，找到那篇报道，想知道都写了些什么。
“真的没想到外界会这样说！”看了几家网站转载的报道和网友评论后，吴克勤气愤地说，“我们跟日本进行的一种民间友好往来，怎么能这样说我们！”
在请示了黄山市外事办有关负责人后，吴克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首先，在柘林村修的墓不是王直墓，而是王氏祖墓。我们没有给倭寇修墓！这一点我必须强调指出。”吴克勤接着介绍，1996年，浙江一家旅行社带着来自日本长崎县福江市的十几个游客，到黄山市来找王直的故乡。“他们原先是到浙江找的，浙江的那家旅行社跟他们说，王直的故乡应该在古徽州。”
旅行社找到黄山市外事办，市外事办把这一行人带到了歙县，让歙县外事办帮助寻找。“我们有县志，一下就找到了，在雄村乡柘林村。”
之后，福江市还来过几次人，都是来旅游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999年。在才津为夫送的一本书的扉页上，吕红梅用钢笔写了一段文字：“1999年5月21日，才津为夫率120多人访歙县，其中8人到柘林走访汪直故里，并捐款10万日元给柘林小学，赠书数本。”
这本赠书是才津为夫写的，从每章标题就可以看出，书的内容都是关于王直其人的历史研究。
2000年11月，王氏祖墓修毕后，有日本长崎县福江市的市民前来走访柘林。吴克勤说，此后，黄山市每年一次的国际旅游活动，都会邀请福江市民参加。也有书画、墨砚等方面的交流，但双方的交往一直停留在旅游文化层面，没有进行过引资等商业往来。另外，黄山市和歙县也没有派人去访问福江市，有一年接到了邀请，参加当地的“王直节”，但后来获知活动改期，没有成行。
吴克勤说，现在外界对这件事传得纷纷扬扬，但直到1月25日都没有媒体来具体了解此事，大家都是人云亦云，他希望通过时报将事实真相告诉大家，消除恶劣影响。
日本人把王直当神崇拜
在另一本福江市赠送的关于新安江流域历史文化的书中，有两个人作了序言，一个是福江市长木场弥一郎，一个是才津为夫。
这本书有十几章，十几个人各写一章。除了三分之一内容是关于千岛湖、杭州西湖以及中国禅文化的研究外，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王直其人的历史文化研究和“明人堂”修复前后的经过。
在这本书后面，有才津为夫的头衔：“福江市商工会议所会头、明人堂建设促进委员会会长”。吴克勤说，明人堂就是福江市给王直建的神庙，在当地，福江市民把王直当做神一样崇拜。在书中，记者看到确实有“航海之神”、“妈祖”等称法。
在日本长崎县福江市，对王直的崇拜由来已久。记者从日本的一些网站了解到，福江市现已改名为五岛市，市长也已改选为一名女性，她在王氏祖墓修成时，曾带人来歙县参加落成仪式。
在日本当地，除了修复的“明人堂”，还保留着“六角井”等历史遗迹。“六角井”是当年王直的船舶取水用的。当地人在每年10月，还要举行“福江祭”，小孩子涌上街头参加演出，组成“王直游行队”，活动有点像当地的狂欢节。
把王直当作“倭寇”是过分简单化了
歙县史志办副主任胡武林负责编写《歙县志》中“王直”这一部分，他对部分媒体将王直称作“汉奸”十分气愤。“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称王直的，海商、海盗，甚至倭寇，都用过的，但汉奸这样的名头，是绝对谈不上的。”
胡武林认为，王直的姓应该是汪，而不是王。“辞海中作王直，说《明史》中的汪直是错的。我认为应该姓汪，因为黄宗羲称汪直的母亲为汪妪（“直，歙人，母汪妪，梦弧矢星入怀而生”），以及汪直的侄儿姓汪名汝贤，汪直的义子也姓汪。”胡武林说，王直的船队是武装走私的海商集团，确实雇用了一些日本人，但那是绝少数。把王直说成倭寇，历史上是有争议的。
由于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以死罪，最后王直在杭州官巷口法场上被处以极刑。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卞利教授认为，诱杀王直的浙江总督胡宗宪来自徽商故里，他也深深地知道，徽商的经营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是有一定促进意义的。无论是从老乡的情谊，还是从明王朝政策来说，他也希望这种海外贸易最后能够合法化，希望王直能够从事一个正常的海外贸易。
卞利认为，明朝所实行的这种海禁政策，今天看来应当说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所以在王直的前半期，他所从事的海外贸易作为徽商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给他一个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在称‘徽王’之后，勾结当时的日本武士、商人来对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疯狂的劫掠，使中国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威胁。我觉得王直作为一个徽州商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晚明史》的作者樊树志认为，“倭寇”问题很复杂，传统观点认为是“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1960年代起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嘉靖年间中国沿海的“倭寇”，其主要成员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商人集团，其首领“倭寇王”王直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为了冲破海禁政策，与明朝官方正面冲突，被称为“倭患”。当然王直的队伍中确实雇用了一些日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把王直等人当做“倭寇”看待，是过分简单化了。而且以后明政府宣布取消海禁政策，“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点。
新闻附件：
《歙县志》“汪直”部分
汪直（？－1560），又名王直、汪五峰，号五峰船主。青年时与徐惟学（徐海的叔父）业盐，后以“国中法律森严，动辄触禁”而转向海上走私贸易。
嘉靖十九年（1540），与友人到广东制造双桅巨舰，收带硝、磺、丝、棉等违禁物品运往泰国和南洋诸国，往来互市。
嘉靖二十一年首航日本。汪直在走私贸易中，得到邑人许栋为首的海上贸易集团的帮助，嘉靖二十三年加入该集团，担任“管库”。后升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栋海商集团主要头目之一。
嘉靖二十七年，许栋被朱纨击败，汪直率余部占据舟山群岛的烈港，重整旗鼓。
嘉靖三十年，陈思盼海商集团被汪直打败后，汪直遂成为遂成为势力最大的海商集团。次年，应官军所请，杀败抢掠的倭寇：在舟山定海关，自称“靖海王”，主持开市贸易。明政府派参将俞大猷率水兵数千围剿，汪直突围去日本，在萨摩洲之淞浦津建立基地。同年汪直率领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官军不敢与战，时称“壬子之变”。
嘉靖三十二年，汪直再次在定海关主持开市。明将俞大猷率军突袭，汪直孤舰突围而去，被众拥为“徽王”。次年率众报复，明军大败。
此后，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皆在汪直的控制之中。打败明朝官军后，汪直再次要求开海禁，通商互市。浙江总督胡宗宪先将汪直的母亲和妻儿做为人质，于嘉靖三十四年派蒋洲、陈可愿充当正副使往日本招降汪直。
嘉靖三十六年，汪直率义子等数千人回到舟山群岛，驻扎岑港，再次向朝廷要求通商。经交涉获准，入宗宪军营，嘱义子率众屡破倭寇。后因朝廷不守信用、拘捕入狱，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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