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会”期间有消息传出，北京今年7月可能取消暂住证，不过昨天有官员表示，“近期”将不会取消暂住证。这使得暂住证问题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其实，暂住证是否取消已不是一个关键问题，自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后，暂住证已经没有了强制性措施作为依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不办暂住证，一些地方也取消了暂住证，暂住证退出历史舞台是迟早的问题，“后暂住证时代”渐行渐近。
在“后暂住证时代”，有关方面想要通过暂住证来达到管理外来人员的目的，已经变得日渐困难，正如昨日本报报道中一位户籍民警所说的，“这给警方掌握流动人口数量和具体情况带来更大难度”。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该如何进行外来人员的管理呢？
其实严格来说，“管理”外来人员是一个悖论，外来人员和本地居民一样，同是国家公民，同是守法市民，同在为城市建设作贡献，为什么总提加强外来人员管理，而不提加强本地人员管理呢？治安管理制度作为国家法制的一部分，它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公民，不能人为制造“身份歧视”。而把“管理”外来人员作为一个治安管理的制度概念单独列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有“有罪推定”的思维在里面。
必须厘清一个认识：虽然目前北京的外来人员犯罪案件较多，但在外来人员中毕竟也是极少数，他们绝不是“犯罪群体”的代名词。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外来人员的“管理”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其实，政府所需要做的，不是将外来人员“管”住，而是要消除外来人员对城市的冷漠或敌视心理，培养外来人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亲切感，减少内耗，促进城市的和谐。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外来人员，完善的服务比严格的管理更有效。
完善对外来人员的服务，这个问题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平权”，即让外来人员享受和本地居民同样的权利和福利，对此本报昨日社论已有论述，在此不赘。第二个层面是“特别保护与服务”，要看到，外来人员初来乍到，不能像本地居民一样便利地解决面临的困难，如当外来青年来北京后，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他们很容易陷入困境；再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时，他们往往无法及时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或者承担不了高企的诉讼成本。此时，就需要政府或社会建立一些生活保障、权利保护和心理疏导的机制来帮助和保护他们。
激发外来人员群体中的积极因素，减少其中的消极因素，我们更不妨鼓励和引导外来人员自我管理。毕竟外来人员中的许多人是一些有想法有抱负的青年，本报曾经对目前北京外来人员中的一些文化、社交、维权群众团体的困境进行过报道，这说明，外来人员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已经出现了萌芽，政府可以对这些意识进行引导，为有关团体提供帮助和支持，把鼓励外来人员自我管理纳入到城市社区自治的框架中来。
“后暂住证时代”外来人口“管理”的问题，其实是城市管理者如何转变对外来人员的态度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外来人口纳入城市，许多人已经在城市定居，此时，城市的管理者所考虑的不应该是怎样防范、限制他们，而是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培养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使城市与外来人员建立血脉联系，惟如此，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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