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的体制正在崩溃，新的规则和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煤电争端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博弈
记者 王强
1月16日，秦皇岛大酒店——作为“2005年度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议”（以下简称“衔接会”）的主会场，已经从喧闹中安静下来。秦皇岛各大酒店也从昔日客满的热闹中恢复到淡季的冷清。此前一天，一再延期的“衔接会”终于落下帷幕。
“衔接会”虽然结束，但因煤电争端而带来的硝烟并没有散去。由于“衔接会”并没有衔接出满意的结果，5大电力集团会后已经联合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上交一份《关于2005年电煤供需衔接情况紧急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发改委衔接框架意见和价格确定原则的贯彻落实“受到干预”，电煤供应合同未能在刚刚结束的“衔接会”上取得有效衔接，价格等方面存在较多遗留问题，必将给今年的电煤供应和经济运行带来严重影响。
在该报告中，为“煤炭价格过高”而叫苦不迭的5大电力集团呼吁发改委加强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并尽快实施煤电联动方案。
煤炭企业也不满意。“发改委定的8%的上涨基准不合理，给电力企业带来了不现实的念想。”记者在秦皇岛采访时，多位煤炭企业负责人指称这个衔接会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他们认为发改委既然希望引入市场机制，就应该彻底放开，让双方自行协商。
从会前，到会中，再到会后，煤电双方始终在争执不已，权力部门国家发改委也陷入空前的尴尬境地。在旧的体制正在崩溃，新的规则和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矛盾背后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
一再推迟的“衔接会”
按照计划，“衔接会”本来应该是在1月4日结束。但1月6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内部文件，表态会议延期到1月10日，理由是“鉴于部分衔接工作尚未完成”。这是此次“衔接会”的第一次延期。
1月6日，铁道部运输司和交通部水运司也联合发布通知，要求供需双方应在1月8日18时前，将合同及汇总表等资料送铁路局审核盖章，超出规定时间的视为自动放弃，运输部门不再受理。
1月9日，记者在参会企业居住的秦皇岛市各大酒店的大堂，依然可以看到铁道部和交通部联合发布的这份措辞强硬的通告。但不论是对于第二天即将到来的会议最后期限，还是对于运输部门的催促，参会企业代表们似乎都无动于衷。
“这些没有意义，明天会议肯定是结束不了，很多合同都没签呢。”来自山东的一家电力企业的燃料经营部经理告诉《商务周刊》，“你看我打的合同，除了一个基本的运量外，煤炭价格、补充协议都还空白。”
在“衔接会”的主会场秦皇岛大酒店二楼的数据中心，刚刚打印完合同的山西省德远能源有限公司的参会代表梁文清告诉《商务周刊》，由于与电力企业就煤炭价格一直存在争议，到1月4日，公司只签订了一份合同。
梁参加过多次全国煤炭订货会，他向《商务周刊》抱怨说，没有哪一次会议比这次更混乱无序，“一天就能搞定的事情，却拖这么长时间”。
“没有人愿意会议延期，但是这么高的煤炭价格我们没办法接受。”山东那家电力企业的燃料经营部经理说，他2004年12月27日就到了秦皇岛。10多天来，煤电双方就电煤价格一直在讨价还价，但双方立场相差之远，使得这场“拉锯战”无效得让人绝望。
会前，过去一直扮演婆婆身份的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将不再直接干预企业间的交易活动，在2004年12月29日的开幕式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又重点强调：任何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干预企业自主定价，但发改委还是对电煤价格定下了一个框架性规定：凡供需双方已签订合同的，按合同确定的价格执行，并优先考虑衔接运力；为加快衔接进度，对尚未签订合同的电煤，以2004年9月底实际结算的含税车板价为基础，在8%的幅度内，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但与会人士告诉记者，这次会议前签订的订货合同，其煤炭价格涨幅已超过了8%，煤炭企业对于发改委规定的8%的涨幅并不认可。
山西煤炭集团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12月30日上午，参加2005年度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的煤电企业，分别召开了电力系统会议和煤炭系统会议，围绕国家发改委规定的8%的煤价上涨基准协调立场。
在煤炭系统会议上，煤炭企业代表们认为，8%的价格上涨基准就算涨到顶也只涨12元，与他们期望中的30—40元的涨价幅度差距太大。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省煤炭企业显然普遍不接受8%的上涨基准，他们很快“密谋”了一个价格联盟，议定省内的电煤价格普涨30元/吨，对于原来价格在150—180元的山西电煤来说，这个涨幅显然已经远远高出了8%的参考标准。
而在电力会议上，电力系统相关负责人则要求电力系统内统一认识，坚决执行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重申的电煤价格指导性意见。
会议初期，5大电力集团的高层全部汇聚秦皇岛，这些电力巨头们希望看到他们理想的计划内电煤价格，但很快他们发现，今非昔比，计划内电煤的价格已明显突破了8%的上限，而且与煤炭企业的协商非常困难。
来自北京一家用煤企业的参会代表在采访中透露，会议开了不到一半，5大电力集团的高层就一起返回北京，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反映他们的意见，不能接受目前过高的电煤价格。
由于对电煤价格的分歧太大，重点电煤买卖合同一片空白，会议不得不延期。直到1月9日，发改委仍在主要产煤大省、煤炭运销协会以及中能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之间协调，但收效甚微。今年发改委公布的重点电煤合同总量为4.03亿吨，但据中能电力燃料公司统计，截至1月9日21时，重点电煤合同总共才签订了1.4亿吨，只占重点电煤合同总量的35%。而且很多合同也只是名义上签订，属于没有意义的“运量合同”，价格和补充条款等项仍然空白。
“显然，电力企业希望政府像以前一样出面，通过行政干预压低煤价。”这位人士说，但事实并没有以前那么简单，虽然发改委一直在对双方协调，但煤炭企业并没有退让。1月6日发改委发布延期通知的时候，他就认为，会议延期也解决不了问题，10日以前合同也签不完。
1月10日，记者再次来到秦皇岛大酒店，宽大的停车场里仍停满了参会企业的车辆。“会议又延期到14日了。”江苏一家用煤企业的参会代表周海忠向记者证实。他拿着一份新打出来的煤炭买卖合同让记者看，“到今天合同上仍然只有一个基本的运量，煤炭价格和补充协议还空着呢。”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煤炭价格比去年要平均每吨高出30—40元，他们企业一年耗煤量在180万—200万吨之间，煤炭涨价一项就造成成本增加5400万—8000万元。
所以他认为，会议再延期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电煤价格这个争议问题不解决，合同即使签了也只是毫无意义的“有量无价”的废纸一张。
1月15日，“衔接会”虽然收场，但是结果却不幸被这位人士言中。
电力企业的敏感神经
对于远在江苏扬州的扬州发电有限公司电厂燃料经营部经理吴建忠来说，虽然“衔接会”结束了，但他仍旧在为今年的电煤发愁。1月17日，在记者致电联系采访吴建忠的时候，他正在开会，与公司高层一起研究如何解决今年电煤采购。他虽然参加了后几天的会议，但结果依然很不理想，煤炭买卖合同的具体条款和煤炭价格都没有确定下来。
扬州发电有限公司隶属于华电集团，是江苏省4大电厂之一。扬州发电有限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他们现在很怀念以前的“美好时光”。他所说的“美好时光”，指的是多年来电煤实行的“计划调拨式”供应方式。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除了决定电煤调运量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决定电煤的价格，这个价格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不管煤炭市场价格如何，为保证电力生产，电煤价格要相对稳定。
这样的政策环境，对电力行业来说永远是利好。但从2001年，国家取消了发电用煤指导价，2002年年底长沙举行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煤炭行业与电力行业在价格上开始产生了严重分歧。
之所以会产生严重分歧，业内一位专家向记者分析，双方的争执其实主要集中在国家计划内的价格上，这与国家两次放开煤炭价格但却又保留了“计划的尾巴”有直接关系。1993年，国家放开煤炭价格，但在电煤这一块留了个“尾巴”。直到今天，电煤市场一直存在着市场电煤合同和国家重点电煤合同两种形式。在煤炭行业每年为电力企业提供的6.5亿吨电煤中，有2.5亿吨属于“国家指导计划”，其余为市场采购。2001年国家取消了发电用煤指导价，但仍然保留了“国家指导计划”。虽然煤电矛盾越来越大，在这个“计划尾巴”的庇护下，电力企业仍能过上好日子。
但另一方面，国家放开煤炭价格和引入市场机制的思路越来越明确。今年国家发改委更是把持续了40多年的“煤炭订货会”改为“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尝试引入市场机制。
记者在秦皇岛采访过程中，一些用煤企业表示，煤炭卖方市场已成定局。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和靠行政干预维持高额利润的电力巨头们，已经很难再继续往日的风光了。
同时，有市场撑腰的大小煤炭企业们也开始变得强硬起来。据了解，在此订货会前，华能已与几大煤炭企业签订了4000万吨以上的中长期合同,但此次会上有的煤炭企业翻脸不认账，不论原合同价格高低，皆要求价格上涨的幅度远远超过20％。其他电力巨头也遇到了类似的难题。一贯坐享政策优势的电力巨头们自然不肯买账，5大电力集团联合向中央反映他们的不满，希望政府出面“救火”。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电煤价格上涨，从去年以来，各大电厂就纷纷叫嚷，电厂出现严重亏损。
扬州发电有限公司那位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去年年初，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致使扬州电厂这样上网电价较低的原统配电厂入不敷出，亏损惊人。该公司一位参加了“衔接会”的高层透露，由于煤炭价格上涨，2004年公司全年亏损8000多万元。
在秦皇岛“衔接会”上，大唐电力在和煤炭企业交流时也声称，他们下属七八十个电厂，总的亏损有36亿。中能电力的一位内部人士的说法更耸人听闻：在5大发电公司中，大概有一半的电力企业2004年都是亏的，华电、中电投据估计也属亏损之列。
对此有批评认为，电力企业喊穷，确实有因成本上涨而带来的利润缩减的因素，但也是一种博弈中的策略。记者手头的一份公开资料也显示，从各大电力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或者财务指标来看，电力公司在2004年前三季度的总盈利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
有分析认为，其实市场放开和煤炭价格上涨并不会危及电力企业的生存，甚至不会让其总利润的绝对额下降。但为什么发电企业对电煤价格上涨的抵触表现得如此强烈，特别是在80%的电煤已经市场化采购的情况下？这其中的关键是电力企业利润对电煤成本特别敏感，电煤成本的微小上升都会对其利润总额的绝对量产生巨大影响。
以华能集团为例，该集团以火力发电为主，电煤成本占到火电成本的70%，其上市公司华能国际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的主营业务毛利率稳定在30%—40%的水平。所以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电煤成本上升10%，电力成本就上升0.7%，而毛利率就会下降0.7%。根据2004年华能国际第一季度财报数据计算，10%的电煤成本上升就意味着3.15亿元毛利润的损失。
“电力企业存在以电价上涨和电力安全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为由要挟政府的倾向。”一直关注垄断问题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对《商务周刊》说。
煤企：独尝市场的甜头？
就在秦皇岛“衔接会”即将召开前夕，一场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办的“2004年度中国煤炭经济论坛”于2004年11月27日在京召开。在这次被全国煤炭企业称为“煤炭涨价动员会”上，煤炭企业集体要求国家彻底放开电煤价格，推进市场定价机制，以使煤炭工业取得合理的平均利润。
煤炭企业力推市场机制，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从中尝到了甜头。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最新的报道显示，去年山西省产煤量超过4.8亿吨，因煤炭价格平均每吨上涨了54元，使山西省财政收入激增200亿元。
这也是电力企业认为的电力行业利润被摊薄的直接原因。在2004年福州召开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电力企业就公开表示不接受市场电煤价格，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维持自身的高利润。2004年的订货会合同因此成交量很低，这直接导致了之后的电煤紧张，并进一步加剧了煤炭价格的上升。
但2004年订货会后，电力企业之间的联盟并没有形成，各电力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分头与煤炭生产企业订立了合同，而煤炭企业则因为其背后的市场机制而实现联盟，实质上实现了按市场价供煤。
在秦皇岛“衔接会”上，记者在采访中明显感觉到，煤炭企业之间的联盟更加稳固，对发改委规定的8%的上涨基准根本不买账。
华东煤炭销售联合体副秘书长郑勇就公开表示，为什么涨价幅度是8%，而不是10%、20%，这样的幅度有什么依据？他置疑道：“2005年的价格为什么以2004年的价格为参考依据，而不是根据市场供需来制定价格，这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因素，也显示了政策对发电企业的偏向。”
其实，煤炭企业的不满在“衔接会”召开前就很明显了。为协调煤电双方的矛盾，以使秦皇岛“衔接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家发改委曾于2004年12月15日召集双方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预备会,会议一直到23日才结束，据说，重点煤炭企业几乎缺席一周。
煤炭生产行业认为自身并没有尝到多少煤炭涨价带来的甜头。在“2004年度中国煤炭经济论坛”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濮洪九也认为，总体来看，煤炭价格总水平仍然偏低。他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对煤炭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后来国家放开煤价，但同时又对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煤炭价格实际上是放而不开，价格水平一直很低。
他进一步以国际市场煤炭价格作为参考认为，中国的煤炭价格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2004年1—9月，出口动力煤秦皇岛离岸价为每吨50到60美元，按照国家现行汇率计算，比同期国内贸易煤炭离岸价每吨高出60至80元人民币。
“对于电力企业想借助行政力量继续压低电煤价格的做法，煤炭企业当然不干啦，”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分析说，“全行业亏了那么多年，安全、职工福利上欠那么多账，好不容易这两年煤价上涨，日子好过些，怎么能让你把价格压下去？”
在采访中，山西煤炭集团内部人士还向《商务周刊》抱怨，其实煤炭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被煤炭行业独家吞下，其实很大一块“蛋糕”被运输等中间环节分享了。
长期关注和研究煤炭价格的濮洪九也认为，煤炭销售中间环节比较多，目前销售环节费用上涨幅度很大，煤炭行业实际获得的价格上涨收益很少。以山西大同到浙江电厂煤炭价格为例，2004年6月份计划内煤炭出矿价格为每吨169.20元，这一数字比1997年的163.84元只上涨了5.36元，涨幅3.3%；但实际到港价却高达373.90元，其中流通费用204.70元,占煤炭到港价的55.75%。上述价格还不包括用户提货费用，如果是计划外煤炭价格则更高。
所以，山西煤炭集团的那位人士一再向记者强调，电力行业所说的煤价和煤炭行业所说的煤价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尽管煤炭价格一再攀高，但是目前煤炭的出矿价并不高，而是煤炭流通环节抬高了终端用户的价格。
作为用煤企业，周海忠告诉《商务周刊》，他们企业的煤炭运输主要由铁道部北京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负责运输。他透露，目前煤炭运输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即使煤炭买卖合同都签了，也加盖了铁道部门的公章，但如果接下来不继续到运输部门‘攻关’， 也有可能1吨煤都运不出去”。
发改委能否“救火”？
在各方为利益而博弈的过程中，不论是对行政惯性的留恋，还是对市场机制的力推，问题最后一定会被解决，不同的解决途径，只是代价不同而已。专家认为，现在煤电谈不拢，是因为电力企业总有一个预期，认为政府最后一定会出面。
所以，有专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该把信号更明确地发出来——发改委到底管不管？
事实上，作为煤电冲突中的主要“协调人”，国家发改委可能并不比煤电任何一方好受多少,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再小的动作，都有可能触动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这两大能源行业的敏感之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发改委都在电煤价格上有很强势的话语权，凭借行政权力也很容易协调煤电双方的矛盾。但发改委的传统协调方式却一直受到煤炭行业的不满。因为在煤电出现价格争执时，往往以压低煤价缓解矛盾和解决问题。
近几年来，煤电的矛盾也让发改委一直苦不堪言，对这种每年一次的全国性煤炭订货会和例行的“协调”方式似乎早已经厌烦了。
早在2003年，有关部门就有过取消订货会的考虑。在2004年的福州煤炭订货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就曾在讲话中明确说：“我希望像2004年这样的煤炭订货会2005年不再召开。”
2005年的会议还是在岁末年初照常召开了，不过名称发生了变化。而且发改委明确，政府将依法行政，不再直接干预企业交易活动。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将逐步从订货会退出。但尴尬的是，在旧的体制即将瓦解之前，新的游戏规则和权威并没有建立起来，不少曾经参加过历次煤炭订货会的企业代表都向记者抱怨，秦皇岛会议比以前任何一次会议开得都混乱和无序。
面对乱局，5大电力集团的意图很明确，仍然希望发改委出面把电煤控制在理想的价位上。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博弈成本最低。但从这次“衔接会”来看，煤电双方不可能再通过行政组织的会议形式把价格问题解决，最有可能是“随行就市”逐步化解。而且他分析，发改委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直接出面，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
发改委能源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也告诉《商务周刊》，发改委也不希望继续以前的传统思路。去年一年来，发改委都在为解决煤电冲突寻找办法。在秦皇岛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国家发改委将《关于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的意见》对外正式公布,显然，发改委对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但在两个轨道上运行的行业，很难短时间尽弃前嫌，握手言欢。”他说。
一位业内专家也认为，虽然从去年开始发改委就一直拿方案，却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一头是命令不了的电力企业，一头是再也没法打压的煤炭行业。秦皇岛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煤电冲突依然会是发改委的一块“心病”。
值得注意的是，发改委仍然为自己留了一个回旋的余地。在12月29日的开幕式上，欧新黔明确，在市场价格显著上涨或有可能显著上涨时，有关部门将依法进行必要的干预。
显然，发改委是有考虑的。发改委能源局副局长吴吟曾公开表示：有观点是一步放开，但发改委价格部门更多地要考虑放开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担心会产生大的波动，所以可能还是更倾向于稳步调整，逐步到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电力企业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如果电煤全部放开，对电价也放开，或者通过财政给电力企业补偿因煤价上涨引起的亏损。
针对这一说法，北京大学那位专家认为，在最终矛盾由煤电双方靠市场手段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政府仍会出面来管，让财政出来补也是可行的。但他强调，这里有个补消费者还是补电力系统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让电价涨一定的比例，然后补给消费者。”他说，如果电价不涨，补电力系统，它永远不会降成本，“很有可能还会像当年的粮食系统一样，国家贴进去几千个亿，却没有任何人表示感谢。”
(本刊实习记者吴兴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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