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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就《中国3G世纪报告》回应媒体：应尽快开放3G市场(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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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5年02月03日15:36 来源：新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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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凯力：投资3G还是要谨慎行事、求稳妥
新快报记者 曾霞
知名经济学者胡鞍钢上月中旬公布了《中国3G世纪报告》，力陈我国应早日启动3G，并特别抛出“国家被俘获”（国家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的观点。
“胡说”马上遭到北邮教授阚凯力强烈抨击，各方学者、政府官员也纷纷卷入这次争论，引发了类似于“郎顾之争”的“胡阚之争”。这场电信界最引人注目的争议至今还在持续。
3G之争已经超越简单的技术、市场之争，直接关系到产业利益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因此这场论战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实以上两派专家观点各有可取之处。
日前，胡鞍钢就3G问题，首次回复媒体，他明确表示，我国应尽快开放3G市场。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1991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客座研究员。
胡鞍钢：
应先发3G牌照
3G市场的成熟不是取决于自我技术成熟不成熟，而是取决于需求市场是否存在和成熟，潜在的需求能否创造出巨大的现实市场。
据估算，3G业务开展后最初5年每年可带动GDP增长约1800亿元，约占新增GDP的1／8到1／6，占GDP总量约1.2%；3G每年都将为我国创造80万—1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约占新增就业的1／10到1／8，将有效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尤其是给那些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备相对较高素质、掌握相当程度的信息通讯知识的大学生们创造了就业机会。
建议：第一、尽快开放3G市场。先发3G牌照，然后发放全服务牌照。
第二、实行鼓励市场竞争原则和倡导技术中立原则，除非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
第三、充分利用开放电信市场，促进国内优势企业迅速成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转轨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它是指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所俘获(指国家当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等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中国没尽快上3G，就是国家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了。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经常会看到某些部门或集团常常以所谓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借口，从而导致政府失效或政策失效，形成某种行业租金，使其独占或垄断市场，而某些公共政策就沦为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的特殊政策或优惠政策。
阚凯力：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著名电信专家；《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称“阚大炮”，以敢说闻名。
阚凯力：
国家不能被“劫持”
《中国3G世纪报告》主要论据是我国至今还没有3G运营商，而比我国电信业远远落后的印度“到2003年底也已经有了七家3G运营商”。实际上印度最先进的网络是CDMA1X，属于2.5G，印度没有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在经营3G。
关于开放3G增加就业和GDP的观点，几千个亿的投资，投哪儿都会增加就业和GDP。如果用来修高速公路，恐怕增加的就业和GDP更多吧！
投资3G还是要谨慎行事、求稳妥。几千亿元的投资，如果市场不接受，国家将遭受巨大损失。国家是不能“被劫持的”，既不能被某些企业“劫持”，也不能被“某些专家”的言论“劫持”。
中国的3G建设要建立“问责制”：首先，如果仓促上马3G造成巨大损失，则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其次，如果国有企业因为3G造成损失，则要追究企业领导的责任。此外，对学者也要问责，纯粹的学术研究无所谓。但如果牵扯到这么大的国有资产，你随便发表言论造成损失，也要追究责任！
：其他各方声音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吕廷杰：胡鞍钢3G报告中确实存在着有些数据和论证方面的瑕疵，但胡教授的观点并没有错误，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往往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目前，全球3G情况已经有很大改观，有些地区也正在开始盈利。上马3G确实能创造许多新业务和新机会，提供丰富的应用，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中国3G越快上越好。政府也需要同时考虑好几个问题的平衡，分别是国资企业盈利、避免重复建设，以及如何引入新技术等，平衡好这几个问题，3G市场就会顺利启动。
《通信世界》杂志社社长项立刚：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在用别人的东西，用别人的技术。我们现在怎么办？在别人前行时嘲笑别人？等别人收获时后悔？中国要崛起，等待绝不可能有机会。
信息产业部专家王学庆：3G运营需要一系列的设备支持，主要指组网设备和手机，这些设备的技术现在都不完全过关，目前炒作太多。
记者观察：听您们的真行吗？
新快报记者 曾霞
不论是胡鞍钢还是阚凯力，都言之凿凿，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不过对于这两位专家的宏论，我们想大胆问一声：听您们的，真行吗？
胡鞍钢力主3G马上启动。我拜读了他主编的《中国3G世纪报告》，很佩服他用的那许多测量模型，可以精确算出“3G拉动多少GDP增长、解决多少就业”。而且他提出的“发放3G、全业务牌照”确实有理。
的确，3G就是巨大的商机，不过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老百姓真的需要3G吗？”作为通信工具，打电话、发短信是移动电话最基本的业务，“老百姓现在需要3G吗？需要什么样的3G业务？”还没解决，3G的市场容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能算出来的。
其次，电信市场也是资源,什么时候开发、用什么技术开发、如何国家利益最大化、民众利益最大化?这才是电信发展的根本。3G从技术角度讲比较成熟,但是3G在应用上缺乏成功经验。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印度。欧洲不少运营商为此白花了上百个亿美元。而我国的基础运营商都是国有控股企业，如果不管不顾冲动上马，国有资产将大量流失，我国电信业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国际上3G成功运营例子是去年才显现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前几年缓发3G牌照的政策是理智的。
其实3G何时发牌并没有最优方案。如果发得早了要承受巨大风险，但可能占得先机；发得晚了可能抓不住产业优势地位，但风险低。政府部门应该从林林总总的备选方案中尽快选个最合适中国国情的。
阚凯力说，中国的3G建设要建立“问责制”，学者的言论如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其实这大可不必，越多专家、学者、民众、企业人士参与，决策的合理、公平的几率越高。如果万马齐喑，决策部门耳边只剩下国内外利益集团的聒噪，那才糟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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