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螂
城中媒体的热点，近日集中在“流脑”上面。
不幸中万幸的是，据有关专家称：目前省内发生的因“流脑”致死的病例，属于散发性的，而且，是较为季节性常见的A型“流脑”。于是，目前各种信息传播途径，都在广泛播报着防治“流脑”的信息！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已经在发现流脑病例的广州大学城工地，为数万名外来工身份的建筑工人接种疫苗，对这批易感人群进行免疫控制。
没有迹象表明散发的“流脑”个案会上升成为疫情。但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是：广州四面开花的建筑工地里的外来民工，由于卫生防疫知识的苍白和居住环境的恶劣，正有可能成为城市中各种流行疾病的最脆弱和数量巨大的易感人群。
为建筑工地的外来工们接种疫苗以防止A型流脑蔓延。这无疑是一个有效的举措。然则，如何消除建筑工地的外来工这一易感人群中可能出现的防疫盲点，则是我们今后有待研究的课题。
事实上，对于一个正在努力向和谐社会发展的城市来说，忽略建筑工地外来工的居住环境问题，是我们的一种失职。目前，就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居住环境最差的人群，多半就是建筑工地的外来工。也许，这批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而卫生常识也并不充分，可是，在我们的建筑工地管理体系当中，并不应该因此而忽视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
对建筑工人施工期间的生活环境保障，原本是有相关的管理规范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临工或外来工的群体当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荫庇。这主要的问题在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有违社会公平的双重标准还在制约着认识和制度的发展。在外来工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并不一定要“农转非”，便可以完成从农民到工人的实际角色转换，自己应该具备享受工人所应该享受的权益；在工地的承包商而言，从成本角度考虑当然乐于维持用工上的这种待遇落差，以求得利润的最大化；至于代表政府的劳动市场监管部门呢，则囿于对体制内管理和体制外管理的区别以及法规上的一些滞后缺位，干预不力；而作为城市公民的我们则由于思维惯性，也没有意识到：外来工也是城市的建设者，也同样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社会的公平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理想，也是社会的实践，而同工同酬同待遇则是这一实践的基本前提之一。我们今天能够调动医疗技术资源去为工地的人们进行“流脑”的免疫，如果我们调动立法和舆论的资源去改善他们的居住和卫生条件、乃至所有的权益时，这一流行疾病的易感人群就将有可能终身“免疫”了。给建筑工地的外来工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订一个基本标准，至少是可以先着手做的事情！———这对于城市的防疫、对于城市未来的价值体系建设，都是有力的拉动。
（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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