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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物质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一个民族知罪忏悔，赢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质文明无政治文明，则使同一个民族面目狰狞，成为叫嚣着的战争机器

　　1月28日这天夜晚，全世界的观众，都从电视中看到了波兰比克瑙现场的“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纪念仪式”。

　　这天晚上，前波兰外长巴托耶夫斯基的讲话最具震撼力。这位当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孤儿，当着西方各国政要的面，直接谴责自由世界60年前在获悉奥斯威辛等地屠杀罪行时，竟然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缄默和冷漠。集中营留给他最可怕的童年记忆是孤独：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面对人权被残害的罪行，西方世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绥靖主义记录。二次大战不能避免的原因之一，即为英国当局张伯伦的绥靖主义。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议归来，伦敦机场欢迎的人群打出横幅是：“你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翻开当年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寻找欧美知识界的绥靖言论，充斥大小版面。

　　9·11事件发生，西方知识界发出的声音，大多是远离人道底线的奇谈怪论，只有一个年逾古稀的女记者法拉奇，直面邪恶，写下声讨恐怖主义的激愤檄文。

　　今天奥斯威辛已成现代古迹，但是绥靖主义的阴魂还在国际生活中徘徊。为了商业或学术利益，政界的绥靖主义，学界的“芬兰化顽症”，随时随地都在复活。巴托耶夫斯基以60年前的那一幕“孤独”，告诫自由世界的短视人群，当如警钟长鸣。

　　大屠杀并不是发生在蛮荒地带，而是发生在文明世界的核心区域，囚犯们“只是被编号的物品”，每天被驱赶进毒气室，毒气室的烟囱就在欧洲的文明地带，天天在冒烟。与人类此前发生的其他屠杀相比，20世纪的这场大屠杀令人震骇，并不在于屠杀之有无，而在于屠杀竟然配置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确手段。

　　这一特征在西方学界引起持久关注：人性如此异化，究竟是现代文明的普遍原因，还是来自更为具体的历史环境？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德国的流亡者，人们有理由较多听取他们的解释。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把法西斯的人性异化泛泛归咎于现代文明，似乎是现代文明引起了现代杀人惨剧。

　　面对奥斯威辛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人性罪恶，我倾向于具体解释，而不是抽象泛化。纳粹大屠杀并不是物质文明发展到现代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德国历史在一次大战之后走入一个具体误区现代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物质文明并不必然导致人性异化，只有在不配置政治文明的反常情况下，它才导致病态畸变以致于越是文明的，就越是野蛮的，越是发达的，则越是反动的。

　　德国在一个世纪内曾经两次出现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奇迹，却产生截然相反的历史后果。

　　战前30年代，德国人赶英超美，以30年时间打破美国人用100年时间超过英国的纪录。战后60年代，它又出现奇迹，在战争废墟中崛起，10年时间内第二次超过英国。

　　第一次经济奇迹使法西斯崛起，德国元首公然点起战火；第二次奇迹则使德国步入民主国家行列，德国总理向波兰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下跪。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人性没有变，民族没有变，物质文明的现代形态也没有变。差别就在于有无政治文明：第一次德国奇迹发生，同时在摧毁政治文明魏玛宪政；第二次德国奇迹发生，每一步都在重建政治文明波恩宪政。

　　有物质文明有政治文明，能使同一个民族知罪忏悔，赢得文明世界的尊敬；有物质文明无政治文明，则使同一个民族面目狰狞，成为叫嚣着的战争机器。

　　奥斯威辛的教训属于全人类。一个民族两次物质文明起飞，造成截然相反的历史后果，不仅击破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现代文明的奇谈怪论，也为其他后起民族追求什么样的“现代化”留下了历史借鉴。

　　奥斯威辛的孤儿讲演以这样的语气结束：答案在所有人内心里，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笔下；这块土地上没有一块纪念碑，但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罪恶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