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4年被称为“中国农民年”，以农业税减免为标志的一系列优惠措施，强有力地保证了农民收入的阔步增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农民去年好运连连。但如果我们把农民减负增收放在城乡二元格局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城乡之间收入、消费差距正在逐年拉大。而更为令人忧心的是，城乡教育差距也呈拉大趋势。据新华网消息，近期公布的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显示，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学历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人口。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教育差距已经成为了我国城乡差距中最主要、最显著的差距。

　　城乡之间巨大的教育差距反映出教育公正状况的恶化。众所周知，教育公正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前提。在现代社会，教育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与一个人的就业、收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决定性的影响。在财富、权力等社会资源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教育机会的均等是唯一可以让人参与角逐、向上流动的希望所在。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知识技能，是主导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

　　这些年来，中央对农民的减负增收相当重视，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但是无论以前的各项摊派费用，还是农业税，都不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主要根源。农民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各种知识技能的缺乏，导致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限制了他们进入社会主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在社会分层中具有“筛选器”的作用，它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在另一方面，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最伟大工具”，它给所有人以向上的希冀。

　　但是，从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来看，教育这个实现社会公正的伟大工具，有沦为社会分化的助推器的危险。因为，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会通过代际传递渗透到第二代、第三代，乃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从而加大社会的两极分化。

　　教育差距和不公的罪魁祸首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在一切公共资源分配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向城市倾斜，教育投入也是毫无例外地“以城市为中心”。我国的教育投入本来就少，始终徘徊在国民生产总值的4％之下，远远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而有限的投入在分配上又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

　　从三级教育资源配置来看，高等教育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比例过高，而且近年来一直上升。而从义务教育来看，城市占尽优势，基础教育投入大多被锦上添花地投给了城市，基础本来就差的农村学校可谓雪上加霜。2002年，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投入的23％。

　　最终形成了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城市的教育国家办，农村的教育则靠教育费附加和各种名目的教育集资转移到农民身上。税改费之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以民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县为主。农民负担减轻了，但是由于县财政有限，对于百年大计力不从心，而中央的转移支付有限，农村教育经费匮乏的困境仍然没有解决，反而每况愈下。

　　基础教育阶段投入主体的不同、教育投入的不对等，这些因素已经让农村子女输在了起跑线上，高等教育阶段的门槛设置更是让农村的孩子处在劣势地位。全国高考表面上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阅卷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和录取比例存在着诸多不公平。再加上从1996年以来大学并轨，学费增长过快，给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带来困难。

　　新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经济发展思路。反哺之义，当不止于减负少取，更在加大投入，使公共财政更多补贴扶持三农，其中农村基础教育建设理应是重中之重。要做到这点，必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对农村贫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压缩高等教育经费比例，让教育投入向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倾斜。唯有如此，才能让农村的孩子不再输在起跑线上。让我们的社会各个阶层之间能够自由流动，并充满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