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感动中国”

　　评选对象身份各异，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 有的可能曾经见诸媒体，有的也许还不为人知，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

　　王选：参与历史 秋菊的浪漫情怀

　　文/ 杨琳桦

　　 如果用西方的“悲剧”观考量，中国艺术中似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悲剧定义成“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善人在超越人类所能控制、把握的力量中牺牲才是悲剧，而如果这种力量出自坏人，则不能称为悲剧。中国悲情即使如“窦娥冤”或者“秋菊”，都仅是来自当下两种社会力量的抗争。但王选和她身后的180名原告，与中国民间的追随者由于历史等因素，或许已很难定义它将是一场什么样的人生正剧。

　　 入选“2002年度感动中国”，使默默行动了好几年的王选一下子成为了公众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以王选为代表的中国细菌战赔偿诉讼的意义。

　　尽管因为他们，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首次认定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罪行，但依然有相当普遍的一种看法是：中国在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日中共同声明中，已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而“细菌战赔偿诉讼耗时久，投入很多精力，迟迟没有结果。”

　　稍微了解此事的人还知道，在日本法院驳回中国原告赔偿请求的理由中，还包括“国家无答责，即国家不对它行使国家权力造成的伤害负责；个人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诉讼不在民事权利有效期20年内”等内容。所以，正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似乎有另外一个向前看的充分理由。

　　要参与历史，仅有肉体的出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次自觉的再生，这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痛苦。他们深刻懂得历史的另外一个说明是：1992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前夕，曾明确“放弃国家要求战争损失赔偿，但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1995年3月7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曾明确指出：“日中共同声明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不含个人的赔偿请求。请求补偿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不应干预。”而更多义务加入细菌战诉讼的日本和中国律师们呼吁：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客观证据。

　　1995年，在日本求学八年的王选因为一则关于细菌战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报道和一幅照片改变了生活。随后，她选择放弃留美计划，辞退英语教师工作。为了让受害者的权利得到最大的体现，她开始了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也正因为她的号召力，国内外众多媒体将目光投向了那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这群已陆续离世的老人。

　　任何时候，一个民族都不能失去声音，结果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衡量过程的最重要的价值尺码，但没有结果或者暂时没有结果的过程更为重要，因为它所彰显的则是人类对于理性、良知、道德、公平的追求。

　　 这些年来，尽管王选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该发出声音，推动公众力量，但更多的夜晚，已过50岁的她会重新进入少女时代的“精神抽痛”。也许很多人知道王选出生在8月，是性格倔强直率的狮子座，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攻读语言学的她，在少年甚至中年时代有过非常严重的“忧郁症”。

　　“从小我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其实，那时我很怕和别人说话，因为我觉得如果有交流，就会有伤害。”

　　 如果让王选自己理解，这件需要非常强大实践精神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充满浪漫的事。“没有一件事情不会发生影响。你把一粒石子投入池中，宇宙就不完全是它先前那样了。”这就像毛姆在《刀锋》里曾经说的。王选或许代表了一种理想，这对她的同类来说是一帖清凉剂，而普通的人尊重这种理想，并在生活上受到他们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许并不比石子投入池中引起的涟漪影响更大，但是，一道涟漪引起第二道涟漪，第二道涟漪又引起第三道涟漪。正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地聚拢在她身边。

　　但王选还是能够感觉到现实中的某种冰凉。这种冷淡现实地体现在经济援助上：除了少量国内企业和人士捐赠外，细菌战诉讼团诉讼近10年，一直依靠自筹资金和日本和平人士、海外华侨的资助。

　　尤其是进入细菌战赔偿诉讼二审后，原告代表到日本出庭都需自行解决相关费用，这使年龄已过80的原告团老人们倍觉艰难。

　　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除了中国企业始终保持激动出发空泛收场的“审美距离”与日本国内的实际支持与造成巨大差错感外，王选说，让她更感到警惕和遗憾的是，细菌战赔偿诉讼本身正在被“变质”。

　　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细菌战诉讼本身简单理解和演变成为一种反日情绪。“尽管我做事的时候已经很注意，但是也许事情就会成为这样一个结果。基辛格有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你做什么事情，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人会知道。”

　　对王选的初衷来说，她要求诉讼的意义不仅在诉讼本身，而是要提醒大家怎么来帮助弱者，呼唤大家都来关心受害者。但事情需要成为公众事件，因为需要公众力量，但也正因为此，它或许会成为公众冲动的一个理由。

　　同样，“2002年感动中国”之后，王选背上了“圣灵”的负重。当她以一副严肃匆忙的脸出现在媒体聚光镜前，她的形象更多成为了一种类似西西弗斯的象征。王选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神话。当一个民族需要神话的时候，也许更多的人选择的将会是沉默和观望。

　　其实很多的事实，只有她身边那位始终拒绝接受媒体采访的爱人才能知道。因为他看见过王选的疼痛，看见过她的失眠，他看见过她因为痛苦和气愤把自己关在房里像兽一样打着转的情境，身上好像什么地方被拉开了一个口子，血要出来，泪也要出来，只觉得重。这其实也是所有细菌战田野调查者必须面对的难题：一方面是长时间探访奔走的困苦，另一方面，还必须直视历史的残忍。而细菌战受害幸存老人的苦难，显然远不止这些。

　　这个在一边安静工作的男人，明白他身边这个倔强的女人，所有她曾经做过并一直在做的事情，其实都仅仅是出自一个最朴素的原因。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神话，没有英雄，所有一切只因为爱，也只有爱。

　　所以会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当王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王选的爱人正在另外一个房间和别人安静地谈生意。他们住在先生的工作室。因为没有钱，新房始终没有装修。在这个工作室，到处堆满了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