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

　　春节期间，有些领导干部会照例举行向民间尤其是向社会贫困群体“送温暖”的活动，无外乎是表达慰问、奉送微薄的礼金，而被慰问者也照例会有一番感谢的话语作为回应。春节是国人亲情大泛滥的时节，社会的关爱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互动，在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此类慰问活动也往往被视为落实“以人为本”行政理念的表现形式之一。

　　将“以人为本”明确为基本的执政理念，进而落实为经济社会发展长远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中的重要原则，必须首先理解“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什么是“以人为本”，怎样践行“以人为本”？在中国的语境里，简单望文生义的理解，有人往往会将“以人为本”与“民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会当成同一回事，若如此，则是与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完全背道而驰的。

　　提出“以人为本”行政理念的时代背景是，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治国的基本方略，保护人权被写进了宪法。基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必然要求倡导“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是与法治相统一的价值范畴。而“民本主义”固然与“以人为本”在文字表述上非常接近，但是双方各自所依存的根本理念是完全相反的。二者的本质分野在于，“民本主义”统一于“人治”，“以人为本”统一于“法治”，“人治”是“法治”的反动，“以人为本”与“民本主义”不仅毫无共通之处，恰恰相反，二者的价值诉求完全是截然对立的。

　　将“民本主义”与“以人为本”混为一谈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里，“民本主义”具有厚实的思想传承，而且表面上二者也有貌似相同的价值诉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专制时代里士大夫民本情怀的感人写照，这些民本思想的践行者既为维系专制时代的政治稳定作出了贡献，也客观上缓解了民生疾苦，民众对操守清高、“为民做主”的清廉官吏有着朴素的感情，骨子里有着浓厚的“清官”情结，而士大夫也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视为实现“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最高境界，因而民本思想在民间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至在西风东渐以来，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众口一词地将中国传统中的“民本主义”比附为西方的现代民权思想。

　　但是，“民本主义”根本开不出现代的民主法治之花。如在王朝末期的鼎新革故之际，试图取而代之者总是打着“民本主义”的旗号，以“顺天应民”、“替天行道”为号召民间的旗帜，发动汤武式的“革命”。但维系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并不是“民本主义”，而是“君本主义”、“朕即天下”，改朝换代后，固然会有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随之而来的又是对民间新一轮的横征暴敛。表面上看起来，“民本主义”似乎与“君本主义”是不可调和的，但打着“民本主义”旗号的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并没有国运长久、始终逃不出王朝更迭的命运轮回呢？根本原因是，“民本主义”充其量只是表现为对暴君的否定，以民为本的前提是以君为本，以民为本的主语是“君主”，“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度终究是和谐统一的。

　　在大力倡导“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向民间“送温暖”、吟诵古诗表达亲民重民之情似乎成了一道流行风景线，但要防止将“以人为本”简单地混淆为民本思想，混淆了“清官治理”与法治的本质区别。

　　当下要落实“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其根本要义在于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人为本”的真切含义当是在于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本”。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的诸项基本权利，法治之下的现代契约政府的行政使命无外乎是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真正实现。脱离公民权利谈论“以人为本”，是对“以人为本”的误读。（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