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发展的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应当是公正、平等的社会。

　　关键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执政能力和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大战略课题。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系统阐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新世纪、新阶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光辉文献。《决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归根到底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要求。[1]《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易传》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张载这里，“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不是排除矛盾、消弥差异的和谐，而是存在着浮沉、升降、动静、相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等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正是这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推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史伯）在议论周朝兴亡这一重大政治问题时，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著名论断。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区分了“和”与“同”的内涵及其作用。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是指各种事物的配合与协调。所谓“和”的基本含义是指各个不同的对立面相互配合、统一而达到的平衡状态。“和”才能产生新事物。所谓“同”的基本含义是指只有某一面的自我同一，即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产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孔子进一步丰富了“和”的内涵，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谐是宇宙和万物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规律，也是做人的原则和人生应当追求的目标。孔子的学生有子（公元前518—？）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孔子认为真正的和谐必须有严格的原则规范，并提出了“中庸”观，主张“和”与“中”。儒家主张，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彖辞》）意为天体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运动变化，公正无私地对待各种事物的生命，保持着完满的和谐，这一切都是以有利万物的正常生长为前提的。天道超然于万物之上，保证大自然的和谐和万国的安宁。子思认为，“中和”是天下万物存在的依据，是天下万物规律的体现。子思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1章）贾谊说，“刚柔得道谓之和”（《贾子·道术》），称“和”为刚柔结合之道。中国哲学从远古到宋明理学以下，讲阴阳之道，讲天人之道，讲道的休用，都是贯穿着一种中正、均衡、和谐、和合、和平精神的。周敦颐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第七》，《周子全书》卷8）程颐说：“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第160页）司马光说：“苟不能以中和养其志，气能浩然乎！”（《温国公文集》卷4）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然。”（《中庸或问》第1章）王阳明说“天理亦有个中和处”（《传习录上》）。戴震说：“中和，道义由之出。”（《原善下》）先哲们的这些话，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影响很大，构造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和谐思想成了治国安民的根本法则与根本哲学。只有以和谐、均衡、中和、公正为本，才能均调天下，才能和乐人民，才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2]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非常善于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创新。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决定》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了思想文化资源并进行了创新的战略思想。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说明党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高度重视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党作为执政党的主要职责。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时需要通过革命性的变革来实现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政治制度。但当某种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就需要通过协调，以充分发挥社会或国家内部各要素的功能，促进社会或国家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协调好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才能和谐发展，从而使中国社会达到和谐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协调而得到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协调来处理，可以采取一种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方法使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可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经典的生态智慧，是中国哲学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思想原则，可以作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发展的社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被边缘化了。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的片面发展观，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发展，将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盲目、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以获得数字上的满足感，已经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社会、经济等问题，并导致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协调的局面。这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发展。经济领域可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文明领域、精神文明领域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高等院校、公共权力部门就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谐发展，要求各领域、各部门各司其职，否则必然会导致失调、混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1]今天，我国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要求日益增强，阶层和阶级分化日益激烈。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8，199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0的标准,也超过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到0.45。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扩大为1998年的9.6倍。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同时，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由1978年的2.36比1扩大到2000年的2.79比1。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比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就是4比1；若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差距就是5-6比1。在这样的形势下，党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能力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我们党必须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密切党同各阶层群众的联系，尤其是密切党同底层民众的联系，不能让中间层将党与底层民众隔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1]《决定》提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一方面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还要健全法制，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要严厉惩治腐败，树立廉洁政党形象。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公正、平等的社会。《决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平等。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公正与平等。公正与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3]公正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资本主义社会有公正与平等，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当有公正与平等。没有公正与平等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社会，没有公正与平等就没有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追求公正与平等是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的理念和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理念和思想。平等平均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是平等、平均思想的主张者之一。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中国历史上平均、平等思想经久不息，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其思想的源泉就在孔子这里。孔子之前的晏婴也主张“权有无，均贫富”（《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也是主张公正、平等的思想。《吕氏春秋·贵公》说：“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在中国的广大农民群众中，平等、平均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以平等、平均作为口号或纲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曾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纲领，并影响深远。由此可见平等、平均的魅力。中国民间有句俗话说：“一碗水要端平。”这句俗话说明在中国民间普遍存在公正与平等的理念和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要端平中国这碗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政策，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是对“小康社会”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如果贯彻执行得好，就是为民立极，承流宣化，道正天下，德被四海。

　　参考文献：

　　[1]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人民日报》2004年10月8日。[2]司马云杰：《大道运行论》，p301，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3]张巨成：《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新认识》，《学术探索》2004年10期（增刊），p111。

　　（作者系云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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