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纪事）：

　　2004年

　　我们 纪录了这些面孔

　　时代的影子投射在他们的身上

　　沉淀在我们的镜头中

　　辞旧迎新之际

　　让我们共同回首

　　2004年第9号作品《毕业生》的作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从大四开始，他就用DV摄像机记录身边的同学们找工作的故事。他们是大学扩招后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当毕业来临的时候，怎样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几乎成为他们每天谈论的话题。编导说：“你可以想一想，你在一个不说多了，就是我身边的人，大概几百人的一个小范围里面，每天你的耳朵旁边都是同学在商量，哪个公司在招聘，去，递简历去。要么就是说，赶紧去上海，上海有个招聘会。要么就说签了吗？那个时候不说签了吗，问卖了吗？卖了，卖了。多少钱？两千，两千。那么便宜就卖了？每天都这样。我每天就拿着摄像机东转转西转转，特别想拍别人那种对话。‘卖了吗？赶紧拍！’就那样。 我跟着陈志勇大概去了大大小小的三四个招聘会。每回都他递简历，我就拿个机子在后面跟着他，我没有递。在拍摄那部片子的时候是很恐慌的，我自己很恐慌。我经常会想我在干什么，我在做什么。我自己还没有着落呢，我拍别人，我拍陈志勇去被人家拒绝，我呢？”

　　“我看着镜头，我就看他母亲那张脸，我觉得我挺难受的，那时候。然后我觉得原来真的有人是在这样一个生存环境里面，他有着这样的一个目的，突然觉得我这个片子意义变了。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了，不再是所谓的风花雪月，所谓的那些，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些人的故事，一些人的命运。”然而，胡珩拍摄的陈志勇在毕业前一直没找到工作。在几十万扩招大学生的求职行列中，他们一同经历着命运的沉浮。

　　2004年，北京时间8月30号凌晨，奥运五环旗帜交到了北京手中。《纪事》第36号作品《奥运和我们》将镜头对准了与奥运发生关联的许多普通人。

　　“开头起的几个片名我记不清了，就老觉得不合适，后来觉得干脆就是表达一个关系比较好，就是奥运、我们，我们来表达一个关系。他们很早就真实地以自己的行为，就介入到这个2008的奥运会，而且这种行为的方式，他所做的事情的具体的内容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来介入的。最典型的就是像那两个小女孩，就这么几岁的孩子，她懂什么呀！但是就是因为有两个小女孩都知道谁唱得好，谁最终站在大灯笼上去。家长啊，导演啊，都这么讲，都想上。回来以后我再采访小舟的时候，我说在雅典有什么高兴的事。她直截了当地问我，她说能不能说不高兴的事。我说行啊。我说孩子有啥不要紧的。她说不高兴的事就是没有让我上大灯笼去唱，特别不高兴。有一个雅典的阿姨，就是看见这个排练的小舟了，也没说什么，就是抱着她亲吻了一下，留下一封信，就走人了。那信里表达的那个内容，充满了那种关切。所以当时念那封信的时候，要配音嘛，先是找了咱们部的一位编导念，念得稍微有点急，大家一听，这不行，信的味道还不如看的那个味道好。后来就是一商量，说这事非敬(一丹)大姐不行。”

　　本片作者关注的这两个孩子命运各有不同，佳佳登上红灯笼向全世界问候，而小舟则带着奥运火种向现场观众问候。

　　《纪事》栏目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大时代下许多小人物的命运。《生活在别处》拍摄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叫陈星羽。当年豪情万丈的工程师如今在街头做起了擦鞋匠。《北方的沉浮》中的主人公苗长润也是一样。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里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劳动模范，却在市场经济的变革中选择拍卖自己的奖章。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陈星羽，苗长润们想要融入时代的洪流，所有的抉择也许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精神病患者》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18年——孟晓霞，在18年的时间里6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付出怎样的代价，她都没有停止过护卫自己的尊严与名誉的脚步。2004年的《纪事》，镌刻下这些小人物在时代中行进的轨迹。

　　丑女孩儿张静求职和整容的故事被许多媒体报道过，《纪事》第12号作品《变形记--张静》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女孩的命运，同时也关注影响张静命运变化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媒体自身对她的影响。编导说：“我记得是偶然有一次机会，她父亲在，他说现在媒体做偏，如果不偏的，他们当时仅仅想的是要一份工作。长大了，已经那么大了，以后可能会要成家，那么就是有一个工作，安逸的工作，能有一个保障就行了。那么她现在这种炒作，美容啊，现在去让她上大学啊。那么她父母的态度是什么，我相信这个父母是知道里面的内情的。后来在我们的追问下，终于拿出一摞从小时候的医疗证明。这时候就发现医疗上写的东西是先天性的不足，其实不是丑的问题，她其实就是一个残疾人。那么我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什么？”

　　“为什么短期内会有那么多媒体去采访她，有一位报社的主编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说我们其实原来也就是想做一个小板块，没想到这个小板块在网上转载了之后，引起了很多媒体的重视，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一块料。他说得非常形象，这是一块料，我们就要好好炒，我们就把她拿到头版，他说读者喜欢这个嘛。导致张静变化的种种原因是跟她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种误导啊，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对社会不负责任，而且对她个人来说看似保护了她，其实是伤害了她，没有一个人告诉她你应该是什么。我们是跟着媒体一起进入，我们也是媒体，我们也在关注。那么你把所有媒体作为你的一个观察点的时候，你把自己作为一个观察点没有。但是从片子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态度从一步一步的这种变化当中，从我们对张静的采访也好，纪实影像也好，这种关系在调整。”

　　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一批来自北京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选择了前往遥远的西部支教，这一举动被称为西部阳光行动。(同期) 满怀梦想和热情来到西部时，这些大学生们没有想到，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就是第33号作品《迷失西部》的故事。 “这些大学生可能一开始真的是认为电视台来拍我们，可能确实就是来拍一个表扬稿的。因为之前他们所见到的都是这样的。这也很正常，他们这种想法。但后来他们发现我们这拨记者不是太一样的那种拍法。他发现他(记者)会很正常地去观察他们所做得好的一面和做得并不完善的一面，甚至他会很用力地去发现在这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们的口号就是到农民中去，然后做一个农民，然后通过自己和农民有一种平等的对话的位置了以后，获取了农民的信任，或者说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然后再去对他们进行影响。我觉得他们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我想拍这些方面的。我们这个拍摄队伍都是西部人，本来已经从这个西部土地走出去之后，我们本来就没有回到那片土地。虽然那片土地也培育了我们，我们并没有回去，而他们并不是西部生长出来的，他们却要去。我们是一种置身其外但是又却在其中的一种态度来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拍这个片子，我是去做旁观者去了，去看着一帮人，一帮大学生，去怎么改变我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大学生给我们留言，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下一些话来，其中给我写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你的眼神比公安还冷。我当时觉得很惊讶，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不至于，但可能无意当中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是这样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做得不是太好的，表现得太过于冷酷了吧。所以他们会觉得有这样的一种评语。但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种我们想要的态度。所谓做纪录片呢，我觉得跟做平常的新闻类的东西不一样，有些新闻类的东西你可以去热，所谓炒新闻嘛，炒新闻是有热度的。纪录片不可能谈到去炒，炒作二字是不可能有的，那么不能去热炒，就只能去冷静地观察。”

　　承诺与背叛，挣扎与无奈，民工律师却要状告民工，事件本身展示的层层纠葛，官司背后呈现的种种复杂——这就是《纪事》第23号作品《挣扎》。

　　“这个选题当时是我们从报纸上得到一条消息，就说有这样的一个律师，他一直是号称给民工维权的维权律师，是民工的保护神。那么他现在又把他的一个当事人，一个请他打官司给自己维权的一个民工叫刘朝正告上法庭。然后我们当时一了解这个律师的背景，发现他给民工维权已经有八年了，而且一直做这种民工维权的官司的。那么我们就想了，你已经给民工维权八年了，而且一直是做这种民工维权的官司的。我们就想你已经给民工维权八年了，那么你现在把这样的一个民工告上法庭，它有一个戏剧冲突在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在里面，但是其他的就不知道更多了。然后就带着这个选题，我们去了重庆。这个律师就叫周立太。”

　　“他太能表达了，媒体就把他表达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这个人物的背景。但是这里边有缺陷，因为你太依赖于对方了，那么可能是有偏差的，对真相来说。所以我们在《挣扎》这个片子当中，整个的走的这条路，就是在了解真相。”

　　“因为他们之间，是一个律师和自己当事人的纠纷，那么我们一定会找到刘朝正来听听他的说法。刘朝正搬到了那个房子院外，就是一个他们家做猪圈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和律师之间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不付周立太律师费。”

　　“那么周立太呢，关于他和民工签约的这种方式，风险代理这一块，那么我们也是让劳动局的人，让律师，他的同行，包括民工都对这个风险代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客观公正，是对每一个人的那种客观公正，这个应该是这个片子必须要做到的，我们是力争做到要负责任地来报道这个事情。由此在节目拍摄中我就想到，帮弱势群体维护自己权利的这样一个责任，压在周立太个人的一个律师，哪怕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压在他的身上，他能不能承担？他承担了八年了，他想一直扛下去，但是他能不能扛下去，或者我们社会让这样的一个律师来扛这一份责任正不正常。所以我这个片子做到最后越来越觉得沉重。其实是从一个维权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的法律纠纷来切入这个故事的，但你做到最后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触及的是一个当今社会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所面临的法律问题。”

　　2004年的中国在《纪事》的作品里呈现出多种样态，我们力图深入到事件与人物的深处去捕捉与发现，展示背后更为丰富的时代的身影。《变形记--美人制造》记录了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的诞生历程，也展示出在人造美丽背后复杂的商业动机。《美丽风波》则在一次小学生的选美活动中，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成年人的世界在孩子身上折射出的影像。《造梦年代》展示的是另外一些向往考影视院校并渴望成名的女孩，她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前途都失去判断，只因为在她们身边萦绕着太多的光环和梦幻。在《证据》中，我们记录了京城首例性骚扰案从起诉到判决的全过程，证据成为原被告争论的焦点。到底谁是谁非？人性的复杂尽数呈现。

　　爱情，这样一个极具大众化的主题在2004年的时代背景下被重新诠释。第38号作品《爱情工场》拍摄了一个特殊的人群用特殊的方式在城市里恋爱，八分钟约会、星期六晚餐等新型恋爱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就是有一天我看一本杂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关于这个八分钟(约会)的介绍。当时真是很久以来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那种感觉，现代人究竟是怎么了？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婚姻问题上，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随着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但是好像人与人心的距离却反而更加远了。人们只能用这样一种爱情快餐的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带着我自己对于爱情婚姻的一些困惑 ，然后走进了这个话题。 他们的那个环境给了我那么样一种刺激，突然觉得爱情好像在这样一座梦工厂里被制造出来的，很多的一见钟情和很多的难以预料的事情，原来就是在这一个小屋被这群人策划出来的。所以当时那种感触非常强烈，就觉得“爱情工场”真的可以概括现代人在这种快节奏下的一种爱情快餐的这种方式。

　　在2004年中国人的生活中，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纪事》第13号作品《你想要什么》向各个阶层的普通百姓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中国百姓的生活做了一次特别的记录。

　　“其实做这个片子的想法，我是来源于当初我看的一本书，这书名叫什么现在也忘了，但是当时那本书记录了另外一个国家他们人民生存的现状及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生存。当时看完那本书呢，我就特别有感触，我就想我能不能拍这么一个片子，反映一下我们现在当下的社会现状是什么，人民的需求是什么。其实在拍这个片子当中，我自己一直特别紧张。因为我本身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成千上百个陌生人对话，这种方式的对话。一直到遇到那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警察，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然后当我把镜头对准他之后，我还没问他，他倒问我三个问题。但是其实这个警察对我帮助特别大，因为它的这种不买账吧，恰巧把我当时那种尴尬和困境给解决了。我不在乎了，我可以和任何陌生人去打交道，去问我想问的问题了。这次拍摄吧，也让我挺吃惊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中国人那么善于表达自己。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很安静，很内向，他不愿对着公众，对着外人去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但这次让我特别特别吃惊。其实我也没想到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得到的反应会那么大。然后我就记得播出完那两天，在办公室接着各种各样的热线电话。有一个电话特别让我感动，这个观众打电话，他没有说其他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他说他觉得这个片子播出之后，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冷落，甚至是责骂，他想表达一种支持，对我。其实我当时心里一热，然后在做这个片子当中，我的同事，包括有些观众打电话，问我说你想要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但后来接到那个观众电话，其实作为一个做纪录片的，记者也好，编导也好，能够得到这些热心观众的支持，还有他们的一些最真实的反映，我想我想要的什么都应该有了。”

　　2004年，变革渗透在中国的每一个领域,也留存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武钢故事》记录了武汉钢铁公司这样的老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机器设备的改进对于武钢已经不是难题，但对人和机制的改造却异常艰难。《罪与罚》拍摄了一群因吸毒患有艾滋病的小偷，在和这些特殊的案犯交往过程中公安部门的行政方式变得更加人性化。《NBA来了》记录了拥有60年历史的美国职业篮球赛NBA登陆中国后产生的影响，篮球明星让球迷们眼花缭乱，而NBA成熟的商业比赛机制则给了组织者们很多启示。

　　2004年，中国足球界也在上演一场剧烈的变革；进入中超元年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虽然比赛的规格提高了，但球场的秩序却逾发混乱，直到一场罢赛风波发生后，改革的风潮开始日渐强劲，第42号作品《以足球的名义》记录下了这次改革风潮。“我和摄像老毕都是铁杆球迷，我们两个在中超之前可以说对甲A的任何比赛都挺关注的，报纸，电视，都在看。但是到中超以后呢，老毕一场比赛也没有看过。我呢 甚至连报纸都懒得去翻。因为对足球实在是太失望了，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我觉得对很多球迷来讲都是一种刺激。我本身又是拍纪录片的，等到国安罢赛那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大事件。你看以前拍那么多的关于足球的，那都完全是纯足球。这回等于是，感觉是除了足球以外更多的是代表这个社会的这种变革。这次就是一个资本进入市场以后，和陈旧的体制之间的一种博弈。投资要讲究回报，要不然就不让资本去投资，没有意义了，亏损是任何资本都不想看到的。第二个是希望有序，有序是什么，什么事情都讲究规则，一个这么大的系统的改革方案，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拿出来，我想上帝也不会完成这项任务。现场的记者很多，那我们就应该在，更应该在事件的核心地带，应该有我们存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记录点点滴滴，中国足球的一个改革历程，我觉得就像我们栏目定位语一样，行进中的影像中国。”

　　2004年，变革的气息不仅涌动在绿茵场中，也涌动在另外一片特殊的土地上。这年2月，河南省政府选派76名机关干部进驻艾滋病高发区，这是中国省级政府官员第一次长期驻扎艾滋病高发区进行帮扶工作，我们的记者也跟随他们来到这里开始拍摄第43号作品《走出阴影的村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开始进村的时候，在卫生所人特别多，然后听他们说这都是整个周围的空气都蔓延着那种危险。我们那个过程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带着一种职业色彩，这种职业色彩可能除了你绷着根弦以外，更多的是我们需要拍一个片子，而且我们是一个记者，我们是拍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记者，所以说这种职业感可能也战胜了很多东西，时间长了他们村民就会冲我打招呼，他们说 哎 你今天去谁家，今天拍了什么东西，过来过来 我跟你聊两句，还有人说你怕艾滋病吗？我说我不怕。”

　　“在选择人物的过程中，老王是逐渐浮出水面的这么一个人物，觉得这个家庭比较有代表性，因为一家人里边有五个人都是艾滋病，而且我觉得小儿子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因为小儿子没有艾滋病，这样的话他个人色彩就更浓重，所以说他的那种担子和压力就更大。小儿子一个人在家里边去整理猪圈，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我给他一支烟，然后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小儿子那种在谈话当中流露出来的那样的一种，我真是觉得是咬着牙根说的我要挣钱，我要和时间赛跑着去挣钱，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刺激我。

　　在那个呼呼大风的那样一个春天里边说我要挣钱，我要和时间赛跑去挣钱那样的感觉，我觉得他和那种真正贫穷的人是不一样的，他对钱的理解也和真正想致富的人那种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对他来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这个家庭里边的这种团聚的延续。时我好像拍了拍他的肩膀，觉得我应该鼓励他，该支持他。

　　2004年，那些在历史过往中存留下的珍贵记忆，我们也在悉心纪录。《广安往事》追寻一代伟人邓小平早年的成长足迹；《祖国》记录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战俘在战俘营维护祖国尊严、与敌人斗争的艰难历程；《长征组歌》的拍摄从一次特殊的演出开始，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在江西老区演出《长征组歌》，倾听的人，演唱的人，亲历的人共同追忆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昨天的记忆是我们今天的历史，今天的纪录就是明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