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智翔

　　除夕之夜，温家宝总理专程到河南上蔡县看望因艾滋病失去亲人的老人和孩子，并和艾滋病患者一起过春节。这个举动传出信号，艾滋病的防治将可望迎来一个积极的转折。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艾滋病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现在已成为前四位的社会问题（毒品、青少年犯罪、艾滋病和环境污染）之一。

　　艾滋病蔓延到今天的地步，并不是艾滋病病毒有势不可当、战无不胜的能量，而是社会行为的选择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因此，对于艾滋病的事实判断首先要适位。上海社会科学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教授和哈佛大学著名疫苗学专家吕亦晨教授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

　　夏问:“吕教授，疫苗什么时候能出来？”吕答:“不要寄希望于疫苗。预防艾滋病现在更需要依靠你们社会学家。”笔者对此很理解，艾滋病的防治除了社会学的专家外，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部门和专业之间的互通和支撑，以及民间组织（世界银行认为，泰国之所以成功地遏制了艾滋病的蔓延，民间组织起了主要和重要作用）和民众的参与。靠单一的某个领域来预防艾滋病显然是力不从心，也无法对付。

　　目前艾滋病的传播已从特殊群体向一般人群扩散，并在迈向“加速增长”，受感染主体（青壮年为主）的不特定性及预防的难度也随之扩大。官方机构也表示，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将在1000万左右。

　　“人”的健康状态是创造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如果主体的正常状态都不具备，那么其他也就免谈了。艾滋病的肆虐正渐渐地对中国人力资源造成扩张式的破坏（近期还不明显），从而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构成了潜在威胁。

　　或许是视野所限，我们很少见到国内有经济学家对艾滋病投以足够的关注，衡量艾滋病问题所产生的社会代价对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付出的代价是否必要与合理。不少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围绕着GDP的增长，却无意或有意回避了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特别是严峻的艾滋病问题对社会成本的影响以及产生的不良后果，这显然并不科学。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艾滋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艾滋病问题是“中国经济前景中的一个未知数”，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严重负累。一些专家和研究人员利用人口统计学、艾滋病的流行规律和“严格猜测”的模拟方法对中国艾滋病的变化趋势作出预测。根据假设，对“2000~2025年中国的艾滋病流行趋势模拟了6个假定轨道”。在严重的情况下，到2025年将有8000万艾滋病感染者；最乐观的设想，至少也有1100万感染者。以印度为例，“年最低水平治疗费用为600美元”，如果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那么一年的最低治疗费将为30亿至60亿美元，并且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不可避免地受到拖累，由此将会引发失业率上升、竞争力下降、企业赢利的成本提高、犯罪率上升和家庭纽带受到损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倒退。

　　上世纪90年代，某些地区没有能在最佳时机遏制艾滋病的传播，所以才产生了今天的被动局面。而现在面临着关键的一次选择（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良机），是现在（100万感染者）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应对的成本低，还是在不久的将来（1000万感染者）再行动的成本低，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作者为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