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地方党政纪检部门颁布的这一指令，五年来一直与现行法律有着显著冲突，这不仅导致统一的法律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而且大大降低了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法的权威；个别地区根据政策执行的特别做法，使得特定违法犯罪行为有了法律适用上的例外，这无疑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581”廉政账户是宁波市纪委早在2000年就推行的反腐举措。日前，宁波市纪委为进一步规范“581”廉政专用账户管理作出的新规定。除了对上缴时限作了“一个月”的新规定外，亦制订了填写廉政账户缴款单的多款规定。这种做法与在2002年5月就断然叫停“581”的福建省纪委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581”廉政账户从设立之初就遭到众多专家、学者的非议，它是否为一项好政策，是否该存续抑或完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项政策是好是坏，评价它的标准是什么？是人心向背、民主与公正，还是经济增减、效率优先？不同领域的问题，不同的政治对策所运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并不统一。然而，无论何种决策，它必须符合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合法，遵循一个最普遍的规则———法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581”廉政账户从诞生至今近五年，仍遭质疑，首要原因便是这一政策缺乏必要的合法性：

　　从实体法的规定来看：第一，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581”廉政账户的政策由党的纪检部门制定，内容涉及对行贿与受贿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与现行实体法律相违背，与宪法规范相冲突。

　　第二，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犯罪和刑罚”只能制定法律，而在我国法律的制定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581”政策制定主体是党政部门，内容却涉及犯罪与刑罚，不合宪法性法律。

　　第三，我国的民商事法律法规规定为保障存款人的权益，存款账户实行实名制，“581”廉政账户的政策突破这一限制，只鼓励缴款，鼓励实名，但保护匿名，不合规。

　　第四，根据“581”廉政账户的政策规定，收礼人在规定期限（如宁波规定一个月）内主动上缴财物，就被视为拒礼拒贿，超过一个月的期间，则视实际情况认定性质。由此推之，收礼人在收受贿赂后只要将财产上缴，不论数额多少，都可不按照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认定为受贿罪；送礼人的名字也可不公开，未能谋取不正当利益就可不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认定为行贿罪，这样的结论显然与刑法的规定相违背。

　　而从程序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并未规定纪检部门可以先行对受贿行为做处理，更未规定在一定期间内，收礼人履行了上缴手续，持有缴款回执就直接认定行为人不构成犯罪，对其做“除罪”处理。

　　因此，起初由地方党政纪检部门颁布的这一指令，五年来一直与现行法律有着显著冲突，这不仅导致统一的法律无法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适用，而且大大降低了宪法、民法、刑法等基本法的权威；个别地区根据政策执行的特别做法，使得特定违法犯罪行为有了法律适用上的例外，这无疑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如果我们的法不能使贪污腐败受到应有的制裁，一再因为文件或精神的不当使用造成对违法分子的姑息迁就，我们的法的力量何在，我们的民权从何保护，我们的法治从何而谈？对一部分腐败分子的纵容必将增大反腐败的成本，降低社会效益，导致更深层更具破坏性的腐败，从而动摇整个社会的法治基础。试问反腐倡廉并非依法而行，那么从何反起呢？如此，我们该说，“581”廉政账户真是不该要了！（王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