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8位音乐学院的学生，来到上海一户普通市民家里，上演了一场家庭音乐会。

　　这就是上海头场音乐堂会。此前，堂会在北京四川等地，已是风生水起。

　　2004岁末，上海一项调查表明：八成市民欢迎在家里举办类似的堂会。

　　堂会在上海

　　一家人化妆穿唐装

　　打扮得漂漂亮亮

　　前天，上海虹口区广灵四路上的市民徐瑞金一家既兴奋又紧张。

　　52岁的老徐穿起藏青色毛衣，围上了一条鲜红的围巾，女儿徐瑶歆化了妆，穿得一身红，妻子胡琴芳也翻出了宝蓝色唐装，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像是要去大剧院看戏似的。晚上7点，门铃一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东方宣教中心的工作人员来了，同来的还有8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老徐一家不用出门，东方宣教中心给他们带来了全市首个“市民家庭音乐派对”。

　　喝酒打麻将

　　毕竟不是有益活动

　　上海市委宣传部早在去年12月就在500位参加东方讲坛的普通市民中展开调查：“你是否接受把音乐会开到家中？”没想到超过80%的百姓表示欢迎这一新鲜做法。

　　颇有“音乐缘”的徐瑞金一家则是首批向东方宣教中心提出申办的市民之一，老徐弹琵琶快有30年了，女儿瑶瑶则有钢琴十级水平。老徐说：“我们夫妻俩都是中医，过年时候喝酒、打麻将毕竟不是有益的活动，今年春节总想和亲友一起找个有意义的过年方法，年前我们正好搬入了120平方米的新家，又听说宣教中心打算搞家庭音乐会，我们便想尝尝鲜。”

　　于是,老徐自付了1000元，得到了东方宣教中心500元的资助,申报举办了这场家庭音乐会。

　　演员自管报幕演奏

　　观众紧张频上厕所

　　一个半小时的家庭演出，上音管弦系的四位学生把12首中外名曲演绎得相当出色,老徐一家听得津津有味。但记者发现，音乐会热闹不足，演职员们都身着西服、晚礼服，除了一本正经地报幕、演奏，缺乏与家庭观众的交流。

　　老徐一家也“放不开”，在凳子上正襟危坐。席间，老徐和家人还紧张得上了三四次厕所。

　　大家让喜欢抚琴的老徐上去弹琵琶，活跃一下气氛，他也一再推托。好不容易被推上台，他才不好意思地说：“头一回这么隆重在家里开音乐会，我紧张呀，眼发花，弦都拨不准了。”这才引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以后办堂会

　　最好不穿正装

　　谈起前天的成果，上音艺术管理系副主任陶辛说：“很高兴，看到上海市民的文化品位越来越高了。家庭音乐会其实就是欧洲17世纪盛行的音乐沙龙，许多西洋音乐本是皇宫贵族们在家中聚会时表演的室内乐，如今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一种创新。中国人喜好以棋和茶会友，也许不久后，老百姓中就会流行以乐会友了。”

　　对于首场家庭音乐会气氛过于严肃的缺憾，中提琴手、上音学生郑闻晓表示，没必要太庄重，大家都穿便装，来几曲轻松自然的爵士乐，反而能调动气氛。

　　东方宣教中心主任郑建国表示，首次举办此类音乐会就是一种尝试，今后在着装、表演形式等方面都可以尝试轻松活泼的方式，例如增加互动交流、演员邀请主人共同即兴演奏、表演时穿插音乐知识的介绍等。

　　堂会在北京

　　孙子担纲猴王

　　寿桃献给奶奶

　　不久前的2004年11月，北京红馆演艺工场申请注册“堂会”演出服务商标，并被国家商标局顺利受理。紧接着12月初，红馆就推出了堂会服务，市民李奶奶由儿子张罗，在红馆办了一场堂会贺80岁大寿。

　　10岁的孙子王洁（化名）像模像样地端坐在舞台后的化妆室里，任凭演员们给他描画着脸谱。这是他第一次登台演戏，扮演京戏《金猴献寿》里的猴王，而且是演给奶奶和亲戚朋友们看的，所以掩饰不住地急不可耐。

　　和他一起演戏的是另外一些专业演员。少时，王洁被扮成小猴王模样，全身披挂踩着鼓点被众演员簇拥向前台，又被演员们抬起来，走到台下，将手中的寿桃献给了李奶奶。

　　现场一片喜气洋洋。李奶奶笑呵呵地给演员们递上了红包。

　　堂会消费第一人

　　坦言很满足虚荣心

　　碰巧成为红馆“堂会消费第一人”的刘戎从事古建生意，今年30岁，刚在红馆花一万多块钱办了一场庆祝乔迁的堂会。他觉得堂会比卡拉OK新潮，还有面子，“那是自娱自乐，这是人家专门演给你的，不一样！”

　　刘戎坦言堂会能够满足虚荣心，只是通知朋友的时候有些烦。不少年轻人压根儿不晓得堂会是怎么一回事，“来了就知道了！就是玩！”刘戎不得不一一解释。

　　八十多岁老奶奶

　　兴奋了一个礼拜

　　多少让刘戎有些意外的是，乔迁的主题最后让位给了他80多岁的奶奶，堂会全都绕着奶奶转了，“她兴奋了一个礼拜，现在高兴劲儿还没有过呢！”刘戎决定，待到奶奶90大寿的时候，还要风风光光给她办一场堂会。刘戎的同事也预备尝尝堂会的鲜。

　　“堂会消费者还是以年轻人居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红馆负责人阎洪春介绍，截至2004年圣诞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红馆演出了40多场堂会，最多的一天演了十多场。客户中三成是个人，七成为企业，在一场企业堂会里，其老总粉墨登场，饰演虞姬，与专业演员同台竞技，过足了票友瘾。

　　堂会之价

　　上海家庭音乐会

　　三百到三千都有

　　上海东方宣教中心开通了家庭音乐会申请热线：64677799、64312362，爱好音乐、家庭住房面积宽裕的上海市民均可提供策划方案，向中心申办，若无法提供方案，就由中心代为策划。一场音乐会的价格为300元至3000元不等，若市民策划的音乐派对在内容和艺术上达到相当水准，且有一定新意，还将得到中心的资助。

　　北京包场五千起

　　想请名人另商量

　　北京红馆的目标定位在喜庆市场，比如个人婚庆、寿庆，以及企业招商会、庆功会和联谊会等。消费者既可以指定演出地点，也可以在红馆包场，个人堂会的基础报价为每场5000元。目前，红馆的堂会服务以旗下的签约演员为主，如果本家想邀请名人，收费则要另行商量。不过阎洪春表示，只要演员是有价的，本家又出得起这个价钱，应该都可以邀请得到。目前，要求大腕演出的人并不多，他们曾请到的较有名气的歌手是周彦红。

　　堂会之变

　　怎么热闹怎么来

　　“堂会”是旧社会家里有喜庆事邀请艺人来举行的演出会，主要在有钱有势的“大宅门”内盛行。与旧社会时相比，堂会复出后，其平民化、娱乐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纯粹强调娱乐性的现代堂会重表象而不重内里，这种堂会复出是浅层次的”，北方昆曲剧院演员张卫东说。张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堂会。

　　他说，最早的堂会作为一种应和酬答的礼仪，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一个仪式。堂会的精神是礼数，承担着孝义等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玩赏找乐。而现代堂会不再讲究礼制，怎么热闹怎么来。

　　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今的堂会顶多叫‘泛堂会’，借着旧社会时起的名称，引起大家好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这样评价现代堂会。他以京戏堂会举例，过去一场高质量的堂会往往是各大派别名角荟萃，有的就此制造出了京戏史上的“绝唱”。比如著名票友张伯驹在其四十大寿的堂会上，居然请来了名噪一时的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程继仙等名伶，一开场的“四将起霸”简直是空前绝后。

　　与之相比，现代堂会就简陋多了。红馆“堂会第一人”刘戎家里有160多平方米，但是仍然不够堂会的表演要求。如是，直接在红馆包场成为了更多人的选择，使得堂会规模大同小异、特色很少。而演员不要说名角聚集，连有名的人都为数不多，特别是戏曲演员。

　　对于新堂会与旧堂会大相径庭，阎洪春总结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堂会之争

　　老演员：旧社会堂会，对演员是种侮辱

　　尽管堂会已经在社会上既成事实，但还是引发了争议。著名相声艺术家、目前在相声界辈分最高的常宝华对堂会这个传统深恶痛绝。

　　常宝华回忆，解放前，曲艺堂会表演的服务对象常常是没落军阀、老太监等，女演员受辱，男演员挨饿、挨打乃至被本家轰走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次，年仅11岁的他和哥哥参加堂会，还曾被迫对着一张空桌子表演。后来才知道，本家就藏在后面“垂帘听相声”，这对于需要观众互动的相声演员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评论家：各行各业都服务人，没有高低贵贱

　　曲艺评论家安宝勇则认为，“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这句老话与文艺要为群众服务，是一致的。他说，过去的文艺体制，一方面统得太死，一方面又把许多文艺工作者惯出了毛病。

　　其实，各行各业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服务人的，只要是正当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方式不同而已。堂会演出为演员提供了区别于剧场演出的新的场所，为他们体验社会、贴近生活，增长才艺创造了条件。安宝勇说，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也是一个好的演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中青年演员：第一步生存，第二步发展

　　新社会出生的中青年演员们也自有主张，他们缺乏堂会的辛酸记忆。虽然有时也会对一些本家显摆看不惯，但大多都能平常地看待堂会。

　　“新时期，堂会不算贬义词了，和现在搞Party、小孩过圣诞是一样的道理”，出生于50年代的相声演员赵津生说，他坦言自己是堂会的受益者，除了经济效益，堂会形式灵活，最考验演员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长本事。堂会不过是一场主题演出，在目前相声演出市场份额较小的情况下，演员第一步要生存，第二步要发展，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磨练自己的机会。他们参加过许多企业堂会。

　　(新闻晚报、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