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巍青

　　辽宁阜新发生特大矿难而导致约213人死亡，其时正值大年初六，鸡年新春因此蒙上阴影，关注者无不唏嘘。大地之下，矿井深处那一声爆炸，不仅炸毁了多少家庭的幸福，更糟糕的是，它仿佛窒息了所有人对于煤矿安全生产的希望。此前接二连三发生了多少同样的灾难啊，还没有吸取教训吗？温家宝总理刚刚慰问了矿难职工家属，悲情流露，落泪是金，还有谁对矿工的生命麻木不仁吗？报纸上、网络上，能说不能说的话都说了，还能批评谁，还该谴责什么？难道我们就得认了，这样的矿难，真的是无可避免的吗？

　　难能可贵的是，仍然有人坚持为矿工的命运呼喊，为整治安全生产的危局而建言。在相关言论中，我们见到有“提高命价”说，“降旗志哀”说，以及“社会团结”说。我以为这些观点都应该赞同。应该提高矿难死者的赔偿成本，应该下半旗，应该以平民价值为基础重建社会团结。其中熊培云先生注意到，国旗法规定了“重大伤亡”可以下半旗志哀，但是“重大”与否没有操作标准，熊先生所言极是。其实，真要建立一个标准也不难。许多重大事故发生后，都会见到有领导“亲自指示”要积极抢救云云。只要将两者挂钩，就是简单易行的标准：哪一级领导亲自指示了，就在哪一级政府门前下半旗。

　　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个建议，就是应该有一份认真的事故调查报告。特别要强调的是，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和调查的程序要向社会公开，调查报告的全文要向社会公开。公开的目的是要提供经得起推敲检验的科学结论，使大家明白，造成灾难的原因是什么。公开的目的是要提供有公信力的责任交代，使社会各界形成共识，知道我们的教训在哪里，可以努力改进的地方在哪里。许多人已经从价值论的角度强调了要尊重每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命价值。我想强调的是一个知识论的角度，我们不仅要赔偿死者，不仅要追究责任者，我们还一定要获得有关灾难的真实的知识。灾难是可怕的，但是更可怕的是不知道造成灾难的原因在哪里。倘若不能从灾难中学习而获得知识上的进步，所有死者之死就是莫名其妙，而所有的生者，不论其身份地位，将永不能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里不妨参考一些案例。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后，专业的调查委员会提交了公开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造成事故的技术原因是某些部件的老化失灵，而深层原因是决策程序与安全控制体系有缺陷。因此，基本结论是，航天技术是安全的，但要改进决策与管理过程，包括在核心决策层中要吸纳航天员代表和真正符合资格条件的专家。前不久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科学界人士与媒体在第一时间就向公众说明，这种自然灾害的成因与危害。而国际社会也立刻形成共识，未来如要降低人命损失，必须建立跨国的预警机制，完善相关的信息处理机制。只要能争取到二十分钟时间，遇难者中十之八九不会死。我们因此而得知，要应对这种“小概率巨灾”，科学家、政治家以及普通公民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此外再对比一下非典灾难吧。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公共卫生政策、公共卫生机制以及公共卫生习惯的重要性，普通人最起码是不要再去吃果子狸了。疾病并非不可控制，但必须在科学知识和信息公开方面狠下工夫，否则，信口许诺的“安全”才真正会置人于死地啊。

　　反观我们自己，矿难愈演愈烈，死人越来越多，这样骇人听闻的工业灾难，原因究竟在哪里？官员腐败？管理混乱？操作失误？还是纯粹的不可抗力？政府与公众之间，官员、技术专家与社会各界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简洁清晰的共识吗？恐怕没有。而没有这种共识，就不可能有对于改进的合理期待。生命价值尊重也好，社会团结也好，就找不到现实的支撑点。

　　我们从灾难中学习到了什么？我们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是否足以预防和应对类似的灾难？一份事故报告就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它将是重要的历史记录，甚至比下半旗更重要。如果廉价劳动力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肉长城，那么一个问责性的政府，一个学习型的政府，要找到一种民主而科学的方式，引导全社会追寻一种理性和知识，从而尽快越过这个阶段。而不要又掏一笔钱开个什么会，从上到下一级对一级说，“如果死了人我就撤你”，那已经证明了没有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