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高峰摄于2001年2月14日

　　前天上午，崇明的96岁老人朱巧妹带着“还我一个清白”的未了心愿告别人世——最后一名沪籍原慰安妇辞世

　　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96岁高龄的朱巧妹，带着未了的心愿走完了她艰苦的一生。此前，朱巧妹老人是上海已知唯一健在的上海籍原“慰安妇”，也是国内年纪最大的原“慰安妇”。

　　邻居都来“送行”

　　在崇明庙镇，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我们来到了老人生前居住的地方。一间简陋的砖瓦房，20平方米左右，里面只有一张床、两张八仙桌。一张桌上摆着老人的灵位和一些祭奠老人用的水果、糖，另一张桌上放着老人生前的衣物。来送老人的邻居挤满了房间。

　　一袭黑色呢子大衣、红裤红鞋、蓝围巾，朱巧妹老人就这样安详地走了。老人辞世时除远在沈阳的独生子没在身边，其他的儿孙都在。

　　渴望还她清白

　　按理说，老人应该“走”得无牵无挂，然而，朱巧妹老人是带着一个未了的心愿“走”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走得不清不白”，她希望法院能还她一个清白，让她死也死得瞑目。

　　“我同你讲，你今后告诉法官，告诉他们我的遭遇，还我一个清白！”这是近几年朱巧妹老人常挂在嘴边的话。从大年初五开始，老人已经不能说话，意识也有些模糊，但是还是会抓着晚辈的手，想要说点什么。

　　当提及老人曾是“慰安妇”的往事，邻里们都表示了宽容和理智。“那不是她的错，全是日本人坏，没人性！”71岁的朱允芳老人气愤地说。自从老人的往事被公开后，镇里的人都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都对老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受辱史已公证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苏智良教授在得知老人辞世后，立即带着学生赶到崇明送老人最后一程。他说，朱巧妹老人生前已将自己的遭遇叙述出来，并于2001年做了公证。

　　2001年我国首次为慰安妇做了法律公证。2002年、2003年陆续有十多名老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但是，苏智良表示，很遗憾的是，该项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建造慰安妇纪念馆的事情至今没有着落，公证工作从去年开始全部停止。”苏智良说，“目前，只对海南、湖南、武汉和上海近20位老人的遭遇做了公证，还不到已知人数的1/3。”据了解，目前内地已知的原“慰安妇”有60位左右。公证的停滞很大程度是因为缺乏资金。

　　苏教授表示，随着老人一个个离去，如果没有了见证历史的人，历史或许将被篡改。从2001年公证工作开始，先后有近20位老人辞世。在已知的原“慰安妇”中，上海一共有5位。除朱巧妹老人外，目前只有2位朝鲜籍老人健在。

　　为她继续努力

　　“老人的去世在意料之中，无奈啊，把内心的阴影、沧桑带进了坟墓，遗憾！”昨天，听闻朱巧妹去世的消息，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妙春沉痛地说。

　　2001年2月，苏智良、朱妙春和静安区公证处为朱巧妹等3人的个人遭遇做了公证，主要内容是她们被日本军队在崇明岛的驻军强迫做“慰安妇”的事实。她们的亲身经历，通过口述的方式，以公证文书表现出来。

　　2001年的公证，让朱巧妹的死有了不同的意义：公证后，就有了证据保全，现在朱巧妹虽然死了，但她所受的屈辱还有得到说法的一天，“也就是说，如果有日本政府赔偿中国慰安妇的那一天，朱巧妹就是其中一员。”说到这一点，朱妙春为朱巧妹感到欣慰。

　　朱妙春说，作为一名律师，只要有条件，他还会为她的权益而努力，希望能让老人感到些许慰藉。

　　李燕 余梦 卢士强（东方早报供稿）　 

【摄影者手记】

        2001年2月14日，静安区公证处和天宏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上门为朱巧妹做公证。

       相关事务完毕后，老人颤巍巍地到门口送别众人。在极具江南农村特色的家门前，老人手扶门板，迷茫的双眼望着远方，黑暗的房内亮盏小灯，沧桑的手和沧桑的脸写着无尽的悲凉，但还包含着一丝希望。于是我抓拍了这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