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骥程汪林义

　　浙江省环境保护局近日向这个省的33家重点企业发出警告，如果再不解决污染问题，他们的行为可能将涉嫌环境违法，有关部门不会因为他们是“纳税大户”而加以姑息。浙江省采取这一行动表明，“江南水乡”的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水资源保卫战已经打响。

　　江南水乡面临严重缺水

　　江南之美，首在于水。然而，水乡江南，却面临缺水的困境。

　　在浙江境内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的宁波市，最缺水时一些运水车在日夜不停地奔跑着，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象山县著名的针织企业巨鹰集团，为了解决缺水困境，雇佣了6辆载重24吨的大槽车，24小时不停地向厂里送水。

　　位于浙江省东部的舟山市是严重缺水的城市，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当地政府不得不花费巨大的成本大规模向海取水。

　　在著名的国际商贸城市义乌，市区有时每周正常供水仅9小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据称，在义乌有两样商品最好卖，即水桶和水泵。

　　一些城市里，有市民抱怨水价涨得太高了。为了促使人们珍惜水资源，政府部门动用了市场手段——提高水价，来约束人们随意浪费的行为。对于那些平时不太注意节约用水的人来说，他们还要受到政府部门定额用水的限制。

　　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缺水，这一让水乡人感到无比陌生和尴尬的事实已经真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苏锡常平原等历史上的天府泽国，目前基本上都处于程度不同的缺水状态，一些地区出现了水乡无水喝的尴尬局面，水资源危机给江南水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挑战。

　　总量不足与水质性缺水

　　江南水乡的缺水，既有总量不足的矛盾，也有水质性缺水的困扰。

　　水利专家、浙江科技学院副院长龚建立教授认为，总量不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水资源显得匮乏了。以浙江省为例，估计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约为300亿立方米，而这一上限在2014年左右即可达到。与此同时，受经济发展的约束，用水量却呈现出刚性增长的态势。据预测，到2010年，浙江省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到55亿立方米，而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方米。其中，萧绍甬舟、杭嘉湖等地区将是主要的缺水区。在水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出来。通常是，为了工业的发展而挪用和挤占农业的灌溉用水，农业用水不足，从而直接影响到粮食的生产和农民的增收。

　　然而，相对于资源性缺水而言，困扰江南水乡的更多的是水质性缺水。长江水利委员会发布的2003年度《长江流域水资源公报》表明，长江流域湖泊水质不容乐观，抽查的11个湖泊中，仅有两个整体水质较好。其中，太湖16.5％的面积为三类水，75.3％的湖面为四类水，8.2％的湖面为五类水。水质污染如此之严重，以至有人计算出，太湖流域每年人均分摊的污水达100多吨。

　　来自浙江省环保部门的统计资料表明，该省八大水系中，受污染的河道已长达1000多公里，占总河长的40％左右。黑臭的河流在江南大地肆意纵横地流淌着，不仅剥夺了水乡人们赖以生存的珍贵水源，也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

　　经济增长代价异常沉重

　　也许是生在水乡，感觉不到水的珍贵，很多企业的发展都是以对水源的高污染、高消耗为前提的，经济发展的代价异常沉重。以宁波市为例，该市目前每月用水20万吨以上的印漂染企业有6家，这些企业每天的用水量为4万至5万吨，相当于全市每天有6％的供水量被这些用水大户“喝”掉了。

　　2003年浙江省排放的工业废水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16.8亿吨。按照目前的污染物排放水平计算，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在GDP年均增长9％的情况下，到2010年浙江省废水的排放量将是目前的两倍，生态环境将难以承受。究其根源，就在于浙江省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粗放型状态，在环境保护上仍在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

　　对水资源的破坏不可避免地引来了自然界的报复，在一些水乡，不仅工业用水，甚至连生活用水都成了问题。江南水乡遇上了和塞北边陲同样的境遇，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没有水，而是有水却不能喝。面对严重的“缺水”困境，有人称，缺水已经击中了江南水乡可持续发展的软肋。

　　解治水之困功夫在水外

　　应对水荒和水质污染的双重挑战，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保护水资源的力度是空前的。在浙江省，每年的环保执法检查中都有数万家企业受到彻查，查处的环境违法企业，被勒令停产整顿，甚至直接吊销其营业执照。在污水治理方面，地方政府也是不惜血本进行整治。在这场水资源保卫战中，地方政府部门已经投入了成百上千亿的社会公共资源。

　　然而，水污染治理却难以逃脱“污染－治理－再污染”的怪圈，一些刚刚被治理过的河流过不了多久又依然如故。一些专家清醒地指出，水资源保护的治本之策在水外。如果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得不到转换，现在的治水之策永远也解不了经济发展之“渴”。

　　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水资源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开始挣脱先发展、后治理的陈旧模式。在一些地方，水资源保护已经进入了地方政府的立法程序。2003年，《浙江省水资源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之后，全国第一个规范水资源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强调了对水资源的保护以及将要严厉整顿污染企业。在条例出台的背后，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在转变经济发展的思路。不久前，《浙江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通过了专家论证，水资源保护已经成为该省政府部门主导的一项系统工程。

　　然而，跳出水来治水，根本出路还在于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确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只有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被全面抛弃之后，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源的相对短缺和污染问题，从而最终建立起节水型的社会。也只有如此，江南水乡闹水荒的尴尬现象才能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