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侠的大作《鹿鼎记》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话说当时已经是和尚的顺治皇帝在教导康熙治国大政的时候，在某书的扉页上题写“永不加赋”四个字，并告诫康熙，这是治国的根本。在以农业立国的时代，这确实是经国大计。

　　我们中国从古代到今天，一直是农业大国，农业税收养活了这个国家几千年。近日，“皇粮国税”好像走到了尽头。据新华网报道，已经有26个省市免除了农业税，大约7.3亿农民从此告别了几千年来“天经地义”的税项，而免除的金额大约为200多亿元人民币。

　　免除农业税当然是好消息，至少证明我们已经开始真正跨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农业税收已经不是国家的命脉所系。不过，做了一个数学计算后，笔者对于这项措施的兴奋多少打了点折扣。

　　按照最简单的除法，我们就知道减免农业税之后，每位农民实际能够得到的利益大约是30元。当然，在城市里30元可能不算什么，而在某些地方30元就是个大数。但不论怎么说，这个在城里能够吃两碗好面条的数字还是让人兴奋不起来。

　　回想我们的历史，其实在任何朝代，正规的田赋都不是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古代的中国，载于明文的规定，基本田赋大致是10％，上下差不出多少。这个额度的税率，只要不是大灾之年，温饱是绝对有余的。中国的老百姓有口饭吃，基本上是天下最好的百姓，要是按照这个税率执行的话，我们古代的中国就应该是田园牧歌式的农业社会天堂。可惜的是，翻开史书，太平盛世在我们这里只有很短的时间。

　　原因倒不复杂。上面说顺治教导康熙说，对于天下百姓要“永不加赋”。据考证，顺治确实说过这话，而且是清朝“祖制”之一，一直到清朝末年，田赋的比率都没有改变。但晚清的一位学者说过：“病国者非田赋也，而在田赋之外。”按照一位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的说法，晚清年间的实际税赋，其实已经高达农民收入的60％－70％，“民不堪命”。

　　这说明的东西只有一个：即在正常的国家税赋之外，有大量的灰色负担存在。古代的“徭役”，还是国家正式的“人力税”，其他各种临时或者半永久的税、费、租、赋，构成了这部分灰色的税赋。

　　如上所言，农民的负担最主要的构成，其实不是并不那么难以承受的农业税，而是其他费用增高了实际上并不应该很高的赋税。相信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常识或者对于农民现状来判断出，如果仅仅是这区区30块钱的农业税，怎么可能对于农民的生活造成重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地方的农民出外务工的时候，仅办理各种必须的证件的费用，都要远远超过被减免的农业税，这种变相的剥夺现在依然存在。

　　免除农业税固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所谓“富国兴家”，仅仅是减免某些实际意义大于象征价值的税项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政府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还应监督与取消农民其他负担，让那些灰色的收费真正被取消，这才是保障农民收入的方式。并且对于那些给农民进城务工设置的收费项目尽量取消，让农村劳动力最大幅度地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

　　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模式的转换期，目前就指望如同发达国家一样，对于农业或者农民进行补贴并不现实，毕竟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地方。而且对于大量的农业人口而言，补贴未必是一种急需的东西，他们急需的是消除城乡壁垒，给予其自我发展的空间。自由市场的概念也就是在此：只要释放其活力，总体上来说，大家可以调控自己的行为。一个“联产承包”就能让中国农村变了一个样，要是能够取消城乡壁垒与真正消除那些变相的赋税与剥夺行为，关于减免30元农业税什么的，就会成为一种末节。